陆衍是在二十六岁那年确诊的。

重度抑郁。

诊断书上白纸黑字，他看了三遍，然后叠好放进了白大褂的胸口口袋里。

没有告诉任何人。

其实早就有征兆了。

失眠是最先来的。从大一开始，到现在六年了，从一颗褪黑素到五颗，到偶尔需要安眠药。他以为只是压力大，休息不好。

然后是食欲。他从大学开始吃不下饭，起初是恶心，后来是胃痛，再后来连恶心都省了——看到食物就是没有食欲，像身体的某个开关被关掉了。他靠着营养液和流食撑过了好几个值班日，同事以为他在减肥。

再然后是手抖。那台脾破裂手术之后，他的手开始在不值班的时候抖。不是持续性的，是间歇的——有时候拿着杯子喝水会抖，有时候写病历会抖，有时候什么都不做，手放在桌面上，自己就抖起来了。

他去看过神经内科，做了检查，没有器质性病变。

周庭说得对，他该去看心理科。

他去了。

不是周庭帮他挂的号，是他自己。在一个下夜班的凌晨，他绕到了门诊楼三层，站在心理科的门口站了十分钟，然后走了进去。

医生是个中年女人，戴眼镜，说话很轻。她问了很多问题——睡眠、饮食、情绪、社交、有没有自伤行为。

陆衍如实回答了大部分，除了最后一个。

"有没有过自伤的念头？"

他沉默了几秒。

"没有。"

假的。

他有过。

不是想死的那种念头，是那种——觉得活着很累、很空、很没有意义的念头。像一台机器在空转，零件还在动，但已经不知道在加工什么了。

有几个深夜，他坐在值班室的楼梯间里，会忽然想：如果就这么一直坐着，不起来了，会怎样？

然后他站起来，去洗了把脸，继续值班。

因为他不能死。不是怕死——他不怕。是因为他想到了沈临渊。

如果沈临渊知道了，会难过。

哪怕只是"最好的兄弟"的那种难过，他也舍不得。

所以他活着。

不是因为想活，是因为舍不得让那个人难过。

这是他二十六岁的人生里，唯一还站得住脚的理由。

医生开了药。抗抑郁的、助眠的，还有定期心理咨询的建议。

陆衍把药塞进抽屉最里面，和那个淡蓝色的信封放在一起。

信封越来越厚了，信纸已经攒了十二张。他没有数过，但每次打开抽屉，都能看到那个信封——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会炸，但永远不会炸。

他按时吃药。抗抑郁的药效果因人而异，对他来说，效果是"不那么难受了"。不是好了，是钝了。像把一根正在燃烧的蜡烛塞进了玻璃瓶里，火还在烧，但外面看不见光。

白天，他是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手术做得漂亮，查房做得仔细，带教的学生都说"陆老师好厉害"。

晚上，他是一个失眠的抑郁症患者。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不是沈临渊就是空的，偶尔是两者交替——想着沈临渊的时候是痛的，不想的时候是空的，痛和空之间没有中间地带。

他学会了在两种状态之间切换——在手术台上是痛的，但手不能抖；下了手术台是空的，但不能让人看出异样。

这需要极大的意志力。

而他的意志力，正在被一点一点地耗尽。

有一段时间，他的状态好了一些。

不是因为药物，是因为沈临渊发了一条消息——"我离婚了"。

他看到的时候正在写病历，笔尖顿了一下，在纸上留下一个墨点。

离婚了。

他应该觉得难过，因为沈临渊难过了。但他心底有一小片黑暗的角落，冒出了一个不该有的念头——

他又是一个人了。

然后他为自己的这个念头感到恶心。

沈临渊离婚了，他应该担心、应该安慰、应该做点什么，而不是在心里暗暗窃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