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广州进入了漫长的雨季。

雨不是一直下，是忽然下，忽然停，前一秒还阳光刺眼，后一秒乌云就压过来了，雨点啪啪地砸在窗玻璃上，像谁在敲门。林柏舟喜欢这种天气，不是因为雨，是因为下雨的时候图书馆人少，他和陆征可以独占靠窗的那张桌子。雨声很大，不用说话也不会尴尬，他们各自看书，偶尔抬头对视一眼，像两个在同一个屋檐下躲雨的人，不急，反正雨总会停。

但林柏舟心里清楚，他们躲的不只是雨。

自从上次陆征母亲来过之后，两个人之间多了一层薄膜，不是隔阂，是警惕。他们更小心了——在食堂不再面对面坐，改并排；在图书馆不再挨着，隔一个座位；连晨跑都不再并排跑，一前一后，像两个恰好同路的陌生人。这些变化是陆征先提出来的，他说得委婉：“小心点好。”林柏舟听了，心里不舒服，但没有反对。他知道陆征说得对，他们的关系不是见不得光，是不能见光，像植物的根，见光就死，只能在黑暗里长。

但根在黑暗里也会长，越扎越深。

六月中旬的一个周末，林柏舟带陆征去了一个地方，学校附近的一条老巷子，巷子深处有一家潮汕工夫茶馆。门面很小，不留神就走过了。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潮汕大叔，头发花白，戴老花镜，坐在柜台后面看报纸，听到林柏舟的潮汕口音，老板抬起头，笑了。

“后生仔，来喝茶？”

“来。”

林柏舟找了个靠里面的位置坐下，陆征坐在他对面。桌子是石头的，冰凉的，上面刻着茶盘的花纹，老板拿来一套工夫茶具——白瓷盖碗，三个小杯，一个茶海，一个滤网。东西不大，摆了一桌。

“你会泡吗？”陆征问。

“会，我爸教的。”

林柏舟烧了水，温杯，投茶，洗茶，冲泡，每一步都慢，他的手指不算灵巧，但做这件事的时候格外稳。水壶高冲，水流细而不断，茶叶在盖碗里翻了个身，慢慢舒展开来。茶汤从盖碗倾入茶海，琥珀色的，透亮，像光透过琉璃，他把茶海里的茶汤分到两个小杯里——不是三个杯，是两个，潮汕工夫茶标配三个杯，摆成品字形，但今天只有两个人。他把第三个杯翻过来扣在茶盘上，像一顶小小的帽子。

陆征看着他做完这一整套动作，从温杯到分茶，每一道都一丝不苟，像在做某种古老的仪式。

“你常泡吗？”陆征问。

“在家的时候偶尔泡，我爸说，潮汕男人不会泡工夫茶，娶不到老婆。”林柏舟说完，停了一下，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

陆征端起茶杯，吹了吹，抿了一口。“烫。”

“当然烫，工夫茶就是要烫，不烫不好喝。”林柏舟也端起自己那杯，小口啜饮。茶汤滚过舌尖，先是苦，然后回甘，很慢的，像潮水退去后沙滩上留下的贝壳——你不弯腰捡，就永远不知道它在那里。

“好喝吗？”林柏舟问。

“有点苦。”

“等一会儿，会有甜的。”

陆征又喝了一口，含在嘴里，没急着咽。过了一会儿，他说：“有。”

两个人就这么坐着，喝茶，不说话，茶馆里很安静，只有老板翻报纸的声音和窗外时断时续的雨声。雨水顺着屋檐流下来，滴滴答答的，落在石阶上，溅起很小的水花。

“林柏舟。”

“嗯。”

“你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林柏舟愣了一下，陆征很少问他家里的事，他也很少说；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怎么说。家里的事太多了，像一团缠在一起的线，找不到头。

“不爱说话。”林柏舟说，“跟我一样。”

“那你像他。”

“嗯，我妈说我‘闷葫芦’。”他顿了顿，“我爸年轻的时候在汕头打工，后来回村里开了个小卖部，我小时候他总不在家，我对他没什么印象。后来有了我，他就不出去打工了，在家守着小卖部，守着我。”

“守着你？”

“嗯，我是他唯一的儿子，潮汕人，你知道的。”

陆征点了点头，他知道，“那你爸对你好吗？”

“好。”林柏舟说，“就是那种……”他找了一个词，“闷着的好，他不会说‘我爱你’，不会抱我，但他会把好吃的留给我，会在我考了好成绩的时候笑一下，就一下。”

林柏舟说着，忽然觉得喉咙发紧，他不知道为什么说这些。可能因为茶太烫，可能因为雨声太大，可能因为对面坐的人是陆征。和陆征说话的时候，那些藏了很久的话会自己跑出来，不需要钥匙。

“你呢？”他问，“你爸呢？”

陆征端着茶杯，看着杯里琥珀色的茶汤，“不爱说话。”他说，“跟你爸一样。”

“那你像他？”

“不像，他种地，我读书。”

“我是说性格。”

陆征想了想，“也许像。他也闷，但他闷的时候我不懂他在想什么，我闷的时候……”他看了看林柏舟，“你懂。”

林柏舟的心跳漏了一拍，他把目光移开，假装在看窗外的雨。雨比刚才大了，哗哗的，像有人在天上倒水。

“你妈呢？”陆征又问。

“我妈……”林柏舟想了想，“她跟我爸不一样，她话多，什么事都要管。我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跟谁出去玩，她都要管，但她管我的时候不是凶，是……”

“是什么？”

“是怕。”林柏舟说，“她怕我出事，怕我不好好读书，怕我以后过得不好。她生了我之后身体一直不好，医生说‘高龄产妇’什么的。她把我当命根子。”

“你就是她的命根子。”

“我知道。”林柏舟的声音低下去，“所以我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