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广州开始热了。

不是那种干干脆脆的热，是黏黏糊糊的热，空气里像泡着水，呼吸都觉得沉。宿舍的风扇从早转到晚，嗡嗡嗡的，像一只困在玻璃瓶里的蜜蜂。林柏舟趴在桌上，手里拿着笔，面前的《文学理论》摊开着，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不是因为热，是因为昨天晚上家里打来的那通电话。

大姐打来的，语气和平时不一样，平时是唠叨，这次是盘问。

“小弟，你跟姐说实话，你是不是有对象了？”

林柏舟当时正在阳台上收衣服，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听到这话，手一抖，衣服差点掉下去。

“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加陈阿姨女儿的微信？人家都加你了，你忽略掉了。”

“我……没看到。”

“没看到？人家截图发过来了，你点了‘忽略’。”

林柏舟沉默，大姐的脾气他最清楚，她不是二姐，二姐念叨几句就过去了；她是大姐，是家里除了父亲之外最有话语权的人。她认定的事，不会轻易放手。

“小弟，”大姐的声音低下来，不是训斥，是那种“我是为你好”的低，“妈的身体不好，你知道吧？过年前去检查，血压高，医生说要少操心；你现在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你不多操点心，谁操？”

林柏舟攥着手机，指节发白，他想说“我操什么心”，想说“我才十九”，想说“我不是不孝顺”；但他知道说出来也没用。在家人眼里，“孝顺”只有一种定义——听话，好好读书，找个好工作，娶个好老婆，生个儿子。每一步都踩在点上，不能偏，不能错。

“我知道了。”他说。

挂了电话，他站在阳台上吹了好一会儿风。楼下有人在打羽毛球，笑声很大，隔了几层楼都听得清清楚楚。他听着那些笑声，觉得自己和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他们在阳光下，他在阴影里；他们的快乐是透明的，他的快乐是见不得光的。

陆征从宿舍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两罐可乐，递给他一罐，林柏舟接了，没喝。可乐罐子冰凉冰凉的，被热气一蒸，外面凝了一层水珠，他用拇指把那层水珠抹掉，又凝出来，又抹掉。

“你姐？”陆征问。

“嗯。”

“说什么了？”

林柏舟犹豫了一下，“问我有没有对象。”

陆征没说话，他靠在阳台栏杆上，拉开可乐的拉环，嗤的一声，气泡涌上来。他喝了一口，看着楼下打球的人。

“你怎么说的？”他问。

“我说没有。”

陆征点了点头，没再问。

两个人就那么站着，中间隔了一个人的距离，风从南边吹过来，热烘烘的，带着宿舍楼底下垃圾桶的味道。不好闻，但谁都没走。

“陆征。”

“嗯。”

“你说，以后我们怎么办？”

林柏舟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轻，轻到差点被风扇的嗡嗡声盖过去。但他知道陆征听到了，因为陆征握着可乐罐的手紧了一下，指节发白。

“以后再说以后。”陆征说。

“我不想听这种话。”

陆征转过头看他。阳光照在他脸上，他的眼睛眯了一下，像被光刺到了。

“那你想听什么？”

林柏舟张了张嘴，想说“我想听你说你不会走”；想说“我想听你说不管发生什么你都在”；想说“我想听你告诉我这一切不是一场梦”……但这些话太长了，太沉了，像搬不动的石头，卡在嗓子眼。

“不知道。”他说。

陆征伸出手，把林柏舟手里的可乐拿过去，替他拉开了拉环，嗤的一声，气泡涌上来，比陆征那罐更猛一些。他把可乐递回去，林柏舟接过，喝了一口，冰的，甜中带苦，气泡在舌尖炸开，刺刺的。

“林柏舟。”陆征说。

“嗯。”

“我不会走。”

林柏舟的手指在可乐罐上停住了，水珠从罐壁上滑下来，顺着他的指缝滴在地上。

“你说什么？”

“我不会走。”陆征重复了一遍，语气很平，像在说“今天星期二”或者“明天可能会下雨”，但他没有看林柏舟，他看着楼下的篮球场，表情很淡，淡到像什么都没说。

林柏舟低下头，看着手里的可乐，罐壁上凝着水珠，一滴一滴的，像眼泪。他用力眨了一下眼睛，把某种涌上来的东西压了回去。

五月下旬，一件事打破了平静。

陆征的母亲要来广州。

不是顺路来的，是专门——她在深圳打工，工厂放了两天假，想来看看儿子。陆征接到电话的时候，林柏舟正坐在他对面吃泡面。他看到陆征的表情变了，从平静变成紧绷，像一根弦被拧紧了。

“妈，你不用来……我知道……学校外面有旅馆……不用，我睡宿舍……”陆征的声音压得很低，但宿舍太安静了，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

挂了电话，陆征坐在床沿上，沉默了很久，林柏舟把泡面放在桌上，没心思吃了。

“你妈什么时候来？”

“周六。”

“住哪？”

“她说住旅馆。”

林柏舟“嗯”了一声，他想问“那我呢”，但没问出来；他不是问“我住哪”，他问的是“我往哪去”——你妈来了，我们怎么办？那些晨跑、图书馆、砂锅粥、海边、额头上的吻，都要藏起来吗？藏到哪里？藏多久？

陆征好像看穿了他的心思，“周六你别在宿舍。”

“……好。”

那个“好”字说出来的时候，林柏舟觉得嘴里发苦，不是泡面的味道，是别的什么，从胃里泛上来的。

周六来得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