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二狗抬起头的那一瞬间，孟婆庄里的灯光似乎暗了一度。不是因为灯真的暗了，而是他那只完好的眼睛里反射出来的光太亮了，亮得像一把刚磨好的刀，冷森森的，能照见人影。

阿芦跪在他身边，两只手紧紧攥着他的胳膊，指甲掐进他烧烂的皮肉里，掐出了血，他没觉得疼，或者说他没在意。她的脸埋得很低，低到快要贴到地面，阿荼看不清她的表情，只看见她的肩膀在微微发抖，像一片被风吹着的叶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落下来。

孟媖说“到你们了”之后，刘二狗沉默了很久。久到阿荼以为他不会开口了，久到锅里的汤从咕嘟咕嘟变成了小声的咕噜。他跪在那里，像一尊被烧焦的雕像，呼吸很重，但不是喘，是那种把什么东西压在胸腔里、压得太久了、快要压不住了的重。

“我爹娘死得早。”他终于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石头上凿下来的，带着粗粝的、尖锐的边角，“我记不清他们的脸了。有人说我爹是病死的，有人说是在外面跟人打架被打死的。我娘在我三岁那年走了，改嫁了，没带我。”

他停了一下，那只完好的眼睛眨了一下，又眨了一下。

“我是在街上长大的。”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平得像在说一件跟自忆无关的事。但阿荼看见他的手指在膝盖上慢慢收拢了，指节攥得咯咯响。他没有再说下去，可阿荼已经看见了，一个孩子，三四岁，穿着不合身的破衣裳，站在街角，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没有人停下来看他一眼。饿了翻垃圾堆里的剩饭，渴了趴到河边喝水，冬天缩在别人的屋檐下，被主人拿着扫帚赶走，像赶一条流浪的狗。

有人给过他一口吃的，他就记着。有人打过他，他也记着。后来他不记了。因为记着也没用，没有人为他撑腰，没有人问他疼不疼，没有人会在天黑的时候找他回家。

他一开始偷东西，是被逼的。不是那种小偷小摸的“偷”，是饿极了、冷极了、活不下去了的那种偷。偷包子摊上的包子，偷别人晾在院子里的衣裳，偷药铺里的药，不是自己吃，是拿去卖。被人抓住过，被人当街打过，打完了扔在路边，他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继续走。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也没有别的办法活着。

后来他长大了，不再偷包子了，偷更大的东西，比如金银、首饰、银子等值钱的东西。他手快，眼睛毒，知道什么人有钱、什么时候下手不会被发现。他靠这个活着，活了很多年，直到他遇见了阿芦。

阿芦是隔壁村卖豆腐的老李家第七个女儿，因为家里穷，养不起那么多孩子，偏偏老李又重女轻男，有的女儿被卖到了城里当丫鬟，有的给人当了童养媳，到了阿芦，老李对卖女儿一事轻车熟路，连价都没怎么还，就把人交给了张家。

那年阿芦十二岁。

张家在三十里外的镇上，有田有地，开着一间油坊。据村里人说阿芦比她几个姐姐命好，这家公婆老实本分，膝下就这么一个儿子，家境殷实，不愁吃喝。阿芦嫁过去的那天，穿着借来的红衣裳，盖头是块红布，边角都磨毛了。她一个人坐在新房里的床沿上，攥着衣角，等了一夜，而她的丈夫那个体弱多病的独生子，在前厅喝了几杯酒就晕过去了，被人抬回了屋，一觉睡到天亮。

阿芦在张家待了一年，日子不算好过，也不算难过。她的丈夫是个药罐子，三天两头咳嗽，咳起来没完没了，整夜整夜地睡不着。阿芦伺候他，给他熬药、捶背、端痰盂，什么都干。婆婆对她不好不坏，像对待一个不花钱的长工，该使唤就使唤，该骂就骂，但从没动过手。

公公平日里不怎么讲话，她给公公端饭的时候，公公低着头接过去，说一句“放那儿吧”，但等她转身走的时候，公公的目光落在她背上，她总觉得那目光像一只黏糊糊的触手，贴在她身上。

她没跟任何人说过这件事，她不知道该怎么说，她甚至不确定那是不是她想多了，也许公公就是那样看人的，也许是她自己多心了。

十三岁那年秋天，丈夫的病加重了，日日咳血。婆婆整日整夜守在药房里熬药，公公一个人在院子里喝酒。有天晚上，阿芦去给公公送饭，但公公喝多了，也许是酒撕开了他所有的伪装，这次看向她的目光不再像之前那样遮遮掩掩，看得她毛骨悚然，手止不住在抖，碗里的汤洒出来，烫了她的手背，她没觉得疼，公公把碗接过去，和往常一样放在了桌上，但不一样的是这次他抓住了她的手，她想逃却不料对方的力气竟会如此之大……

后来的事，阿芦不想说，她把脸埋得更低了，低到头发垂下来遮住了整张脸，她的肩膀抖得厉害，像正在经历暴风雨洗礼的叶子，随时都会被风雨从树上无情地剥落。

刘二狗替她说了。

“她公公强占了她。”他咬着牙说，“不止一次。”

后来，阿芦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藏不住了。

婆婆是在她弯腰舀水的时候发现的。

那天阿芦蹲在井边打水，站起来的时候衣裳绷在肚子上，鼓鼓的，圆滚滚的，像揣了一个小南瓜。婆婆的目光从她脸上慢慢移到她肚子上，停住了。阿芦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脸一下子白了，水桶从手里滑下去，砸进井里，咚的一声，水花溅上来，溅了她一脸。

婆婆没有当场发作，她放下手里的针线，站起来，走到阿芦面前，伸手摸了摸她的肚子。那只手粗糙得像树皮，隔着薄薄的衣裳，贴在阿芦隆起的腹部上，停留了三秒。然后她收回手，转身回了屋，关上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