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阿芦听见婆婆的屋里传来低低的说话声，断断续续的，像风从门缝里挤进来，又像有人在哭。她听不清说了什么，但她知道婆婆在跟公公说话。她站在门外，手里端着给公公婆婆送的茶，茶凉了，她也没敢敲门。

第二天一早，婆婆把阿芦叫到堂屋里。堂屋的光线很暗，供桌上点着一盏油灯，灯芯烧得老高，火苗一蹿一蹿的，把墙上挂着的祖宗画像照得忽明忽暗，像那些死人的脸在动。婆婆坐在太师椅上，面前放着一碗水，水里泡着一根银簪子。那是她们这地方的老法子，说是能让不干净的东西现形。

“谁的？”婆婆问，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石头一样砸在阿芦胸口上。

阿芦低着头，不敢说话。她的嘴像被缝住了一样，张不开。她能说什么？说你丈夫的？说孩子是你孙子的？可她的丈夫躺在床上大半年了，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怎么可能让她怀孕？婆婆不是傻子。她知道自己儿子什么样，知道这个孩子不可能是他的。

“我问你话。”婆婆的声音提高了一些，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

阿芦还是不说话。她的眼泪掉下来了，一滴一滴砸在脚面上，砸在她那双没穿鞋的、冻得发白的脚上。

婆婆没有再问，她站起来，走出堂屋，穿过院子，去了公公的屋子。阿芦听见隔壁的门开了，又关了。然后是安静，很长的安静。她在堂屋里站着，站了很久，腿都站麻了，不敢动。

然后她听见公公的声音从隔壁传出来，很大，很急，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狗在叫。她听见他说“她勾引我”“她趁我喝了酒”“她给我下了药”“我是清白的”。一句接一句，像倒豆子一样，噼里啪啦地往外倒，倒得又快又多，多到阿芦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做了那些事。

婆婆没有说话。她只是哭。阿芦听见她在哭，哭得很压抑，那种捂住嘴、从指缝间漏出来的哭声，细得像刀片，一下一下割在阿芦的心上。

那天晚上，婆婆一个人去了祠堂。

祠堂在村子东头，黑漆漆的，没有灯。她跪在蒲团上，面前是婆家历代祖宗的牌位，一排一排的，高的矮的新的旧的，烛光照着那些黑色的名字，像一双双没有眼珠的眼睛。婆婆跪了一整夜。阿芦不知道她跪着的时候在想什么，是在想自己那个病在床上、连夫妻之实都无法做到的独生子，是在想那个她辛辛苦苦伺候了几十年的丈夫，还是在想自己这辈子，辛辛苦苦操持这个家，结果盼来的就是这些。

第二天早上，婆婆从祠堂回来了，身后跟着一群族里的长辈。走在最前面的是三叔公，拄着拐杖，花白的胡子在风里一翘一翘的；后面跟着二婶婆，手里捻着一串佛珠，嘴唇不停地动着，不知道在念什么；再后面是几个阿芦叫不上名字的叔伯，一个个面色铁青，像来奔丧的。

婆婆的脸是青灰色的，嘴唇干裂了，起了皮，眼眶红肿得厉害，但已经没有眼泪了。她的眼泪大概在祠堂里就流干了，跪在那些祖宗牌位面前，流了一整夜，流到再也流不出来。

她走进堂屋，把供桌上那碗泡着银簪子的水端起来，猛地将水泼在了地上。水花溅起来，溅到阿芦的脚上，冰凉冰凉的。那根银簪子随着水掉在地上，发出叮的一声，在青砖上弹了两下，滚到墙角，停住了，簪头朝下，簪尾朝上，在微微晃了晃过后，不动了。

“把她关起来。”婆婆的声音不大，但很平，平得像一块磨刀石，“关到村口破庙里去。”

身后的几个叔伯互相看了一眼，没有人动。三叔公拄着拐杖在地上戳了一下，咚的一声，像敲在谁心口上。

“还愣着干什么？”他说，声音沙哑，像砂纸刮过木板，“这等败坏门风的东西，早该处置了。”

话音刚落，两个年轻点的叔伯走上前来，一左一右架住了阿芦的胳膊。阿芦没有挣扎，她的身体被他们拉得往前踉跄了一步，差点摔倒，但她的手始终放在肚子上，没有拿开。

“明天，”婆婆说，她转过身去，背对着阿芦，看着墙上那些祖宗的画像，“沉塘。”

这句话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她没有看阿芦。她看着那些黑漆漆的眼睛，看着那些画在纸上的、死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脸，像是在等他们点头。他们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他们只是挂在墙上，面无表情，嘴角带着某种古老的、让人不寒而栗的微笑。

阿芦没有求饶。她站在那里，被两个男人架着，低着头，两只手放在肚子上，手心贴着鼓起的肚皮。隔着那层薄薄的皮肉，她能感觉到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动，像一条小鱼在水里翻了个身，水面荡开一圈细细的涟漪。

她把掌心贴在那个地方，轻轻压了压。那动静停了一下，然后又动了，这次比刚才有力了一些，像是在回应她，她的眼泪随之掉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