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开心学院。”

我们被分配到了重点班——全称是“重点大学预备重点班”。教室门口的铭牌上就是这么写的，两个“重点”并列，一个也不浪费。

走进教室的时候，我忽然有种奇妙的感觉。我已经很久没有坐在教室里了。在离开人间的那些天里，我穿越过森林，飞越过云海，在小人国的广场上吃过指甲盖大的晚宴，在雪花王国的舞会上流过莫名其妙的眼泪。那些经历很神奇，但它们都离“日常生活”很远。

而教室——教室是日常的。课桌，黑板，课本，讲台上的粉笔盒，后墙上贴着的考试成绩排名表，这些都是我熟悉的，熟悉到有些亲切。我甚至有一瞬间觉得，能重新坐在教室里听课，和童遥做同桌，好像也挺开心的。

但这份开心只持续了不到一节课。

第一堂是数学课。数学老师是一个秃顶的瘦小男人，说话又急又快，像是一台被调到了二倍速的复读机。他在黑板上飞快地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公式和例题，粉笔和黑板碰撞发出急促的笃笃声，粉笔灰像下雪一样往下飘。他一边写一边讲，讲的是某种我不太能理解的复杂运算，每一个步骤都跳得飞快。偶尔他会忽然转过身来，用沾满粉笔灰的手指推一推鼻梁上正在往下滑的眼镜，然后随机点一个学生的名字——“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被点到的学生站起来，像是条件反射一样，嘴巴一张就开始报答案。答案都是对的。但每个人报答案的声音都一样的平淡，一样的机械，一样的没有感情——像是在背书，不是在回答。没有人举手，没有人问“为什么”，没有人说“老师这一步我不太明白”。数学老师点完名之后也不等答案，已经在写下一道题了。答案是对的就坐下，答案错了就站着——站着的那个人脸上也没有太多羞愧或者难过，只有一种认命的麻木。

第二堂是语文课。语文老师是一个戴金丝眼镜的女老师，说话慢条斯理，每一个字都像是被称量过才放出来的。她在讲一篇课文，讲得很细致——作者的背景，写作的年代，文章的结构，段落的划分，每一段的大意，每一个自然段的考点。她讲了一个生词，在黑板上写了解释，又写了一个近义词和一个反义词，然后在每一个词的后面都加了一个括号，括号里写着这个词汇在历年考试中出现过的次数。

“这个词，考试频率很高，大家记一下。去年考了三次。前年考了两轮。大前年出现在阅读理解的选项里。大大前年……”

课文本身讲的是什么，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因为老师在讲课文的时候，每一个句子都会被拆解成“这一句的修辞手法是什么”“这一句在全文结构中起什么作用”“这一句如果出题会怎么出”。那些美丽的句子被拆成了一堆零件，每一个零件上都贴着一个标签，标签上写着考点编号。

我悄悄地侧过头看了一眼童遥。他坐在我旁边，腰背挺直，双手放在桌上，面前的课本翻到了正确的页码——完全是一副标准好学生的样子。但如果你仔细看他的眼睛，会发现他的目光并没有聚焦在课本上，而是飘在课本上方大约三厘米的空气中。他在发呆。童遥居然在发呆。这大概是我进入童话世界以来最让我有亲切感的一个发现。

第三堂本来是美术课。当美术老师推门进来的时候——那是一位扎着马尾、穿得松松垮垮、一看就很不“重点”的年轻女老师——数学老师还没有走。数学老师转过头，和美术老师对视了两秒。然后他用粉笔敲了敲黑板：“美术课下个礼拜再说吧，这节课我们接着讲函数。”他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陈述一个所有人都默认的事实。美术老师站在门口，嘴唇动了动，露出一个“我就知道”的笑容，转身走了。

被拖堂的不仅仅是美术课。后来我发现，音乐课、手工课、书法课、阅读课——所有这些不需要考试的课程，都只是在课表上存在。它们的名字被工工整整地印在课表上，排在数学和语文之间，像一个一个精心安排的休止符。但休止符永远是休止符，没有人会真的停下来休息。

课间休息——如果那个可以被称作“课间休息”的话——老师在下课铃响起之后通常会微笑着说“我再讲两分钟”。这两分钟通常会变成五分钟，十分钟，然后下一堂课的老师已经站在门口等着了。两个老师交接的时候会彼此微笑点头致意，像是一场默契的接力赛。而我们是接力棒。

上厕所的时间？自己去调整。喝水的工夫？自己想办法。

考试和排名无处不在。不是那种“期末考试”或者“期中考试”，而是每一天、每一门课、每一个单元结束之后都有的随堂测验。小测验的分数会在第二天被贴在教室后墙的排名表上——前十名用红色标出，后十名用蓝色标出。没有名字？不，有名字。每一个名字后面都跟着一个数字，那是你的名次。名次下降的人会被用荧光笔圈出来。荧光笔是黄色的，在白色的纸上格外刺眼。

连体育课也要打分。跑八百米要计时，跳远要测量，仰卧起坐要计数，篮球运球要考核——所有的动作都有标准，所有标准都有分值，所有分值都会算进总分。体育老师吹着哨子站在跑道边上，手里拿着秒表和计分板，板子上是密密麻麻的表格。有人在跑道上跑得满头大汗、脸色发白，体育老师只是低头按了一下秒表，在表格里填上一个数字，然后抬头喊：“下一组！”

而班上的同学们。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同学。他们每一个人都端端正正地坐着，双手交叠放在桌上，眼睛看着黑板或课本，表情高度一致——眉心微蹙，嘴角拉平，瞳孔里没有任何多余的光芒。老师提问的时候，有人站起来报答案，声音没有起伏。老师布置作业的时候，有人低头开始写，笔尖在纸上划出整齐的唰唰声。老师发试卷的时候，有人看一眼分数就默默地收进抽屉里，不议论，不比较，不叹气，不微笑。

课间——哪怕是那种被老师压缩到只剩三分钟的课间——也没有人聊天，没有人打闹，没有人趴在走廊的栏杆上看风景。有人趴在桌上补觉，有人在抓紧时间做下一堂课的预习，有人对着后墙的排名表沉默地凝视。没有人笑。没有人哭。没有人表达任何可以被称之为“情绪”的东西。

他们像一台台考试机器。精准、高效、安静、冰冷。

我在这间教室里坐了一天。太阳从东边的窗户挪到了西边的窗户。黑板上从数学公式换成了语文板书，又从语文板书换成了英语单词。粉笔灰积了一层又一层，擦掉又积起。我的课本从第一页翻到了第四十多页，上面密密麻麻地记满了笔记——不是我想记，是如果不记就会在随堂测验里排到蓝色区域。我不想被黄色荧光笔圈出来。

但其实我也不想记。

我想看窗外的樱花。有一棵樱花树正好长在教室窗外不远的地方，树枝几乎要伸进窗户里来。花瓣在风里飘落，有一片粘在了窗玻璃上，被阳光照成了半透明的粉白色，我可以看见花瓣上细密的纹理。我看着那片花瓣，心里想的是——它什么时候会被风吹走呢。

“林夕今。”

童遥的声音把我的目光从窗玻璃上拉回来。他侧过头看着我。他的课本也翻到了正确的页码，但他的表情和周围的同学完全不一样。他不是麻木的，不是冷漠的，不是被考试机器化了的人偶。他眼睛里有光，那光和窗外樱花树上的阳光是同一种光。他看着我的时候，不用说话，我就知道他在问——“你还好吗？”

我凑近他，压低声音，确保只有他一个人能听见。

“我快要崩溃了。我们退学吧。”

童遥看着我。他看了几秒，然后嘴角弯起一个弧度——不是平时那种温柔的、安静的微笑，而是一种充满了理解的、带着点同情和无奈的笑，好像在说“我就知道你撑不过一天的”。然后他点了点头。

我们从座位上站起来，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那些注视没有任何好奇或惊讶，只是一种反射性的、不包含任何感情的抬眼——走出了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