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的上学期过了一半,日子变得像复印机吐出来的纸,每天都是一个样。
早上六点二十起床,六点五十出门,七点十分到教室,早自习,第一节课,第二节课,课间操,第三节课,第四节课,午休,第五节课,第六节课,第七节课,晚自习,九点半放学,骑车回家,十点半睡觉。第二天再来一遍。
教室里的气氛和高二的时候不一样了。不是谁说过什么话,也不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就是空气自己变了,变得更稠,更沉,像有人在房间里慢慢注水,水位线一天一天往上涨,涨到了胸口,呼吸变得需要用力。
课桌上的书变高了。每个人面前都是一座小山,练习册、模拟卷、参考书、笔记本,堆在一起,从桌面一直长到下巴。上课的时候人坐在山后面,只能看到一个头顶。下课的时候有些人趴在山后面睡觉,有些人继续做题,很少有人抬头。抬头也没用,前面是书,后面是书,左右也是书,看不到人,只能看到书脊上那些印刷体的字——数学、语文、英语、文综,一列一列排过去,像墓碑。
田上雨的书山堆得不算高。他习惯把东西收整齐,卷子夹进文件夹里按日期排好,笔记本用标签纸标了科目贴在侧面,用完的书放回桌斗。桌面上只留当下要用的东西。赵小曼说他的桌子看起来不像高三学生的,像退休老干部的,干干净净,什么都不多。
钱从一的桌子是另一个极端。他的书不是堆的,是摊的。数学卷子压着英语课本,英语课本上放着文综笔记,文综笔记下面压着上次考试没来得及对答案的语文阅读。中间还夹着吃完的零食包装袋、用过的纸巾、一支不知道什么时候滚进去的笔。他的桌斗常年处于一种“稍微碰一下就会塌方”的危险状态。林小禾有一次路过他的座位,不小心碰了一下他的桌子,一摞卷子滑下来,散了一地。钱从一蹲在地上捡了五分钟,捡完发现少了两张,后来那两张卷子再也没找到过。
十一月末,天彻底冷了。
早上出门的时候,自行车座上一层白霜,用手抹一下,水珠顺着坐垫的弧度往下淌。田上雨在校服外面套了那件深灰色的羽绒服,拉链拉到最上面,下巴埋进领口里,呼出的白气从领口缝隙里飘出来,很快就被冷风吹散。
手套是上周母亲翻出来的,黑色的毛线手套,指尖那块磨薄了,能看到隐隐约约的肉色。他骑车的时候戴着,到教室摘下来塞进口袋里,手指还是冷的,要攥一会儿拳头才能恢复温度。
晚自习放学晚了二十分钟。数学老师拖堂,讲完最后一道大题才放人。那道题是去年高考的压轴题,全班能做对的不到五个人,田上雨是其中之一,但数学老师还是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说“基础好的听方法,基础不太扎实的听思路”。基础不太扎实的——这句话在场的大部分人都知道指的是谁。
钱从一在数学老师讲完第一小问的时候就趴下了,到第三小问的时候,田上雨听到后面传来均匀的呼吸声。他没回头,但他知道钱从一睡着了,因为呼吸声变了节奏,变得更深更慢,偶尔会有一个轻微的鼾声,不大,像一只不太健康的猫发出的动静。
下课铃响了三次。第一次是九点二十五,预备铃;第二次是九点二十八,提示铃;第三次是九点半,正式铃。前两次大家都当没听到,老师也没听到——或者说假装没听到。等到第三次铃响完,数学老师才放下粉笔,说了句“今天就到这”。
教室里同时响起叹气声和收东西的声音。叹气声来自那些已经困到眼皮打架的人,收东西的声音来自所有人。
田上雨用胳膊肘往后顶了一下钱从一的桌子。
“走。”
身后传来一声含混的“嗯”,然后是椅子活动的声音,然后是哈欠声,然后是一句“讲完了?”。
“讲完了。”
“几点了?”
“九点三十五。”
钱从一从桌上爬起来,揉了一下脸,手背在眼睛上按了好几秒。他的头发压出了一个印子,右边的头发往左翘,像一个不太对称的鸟窝。他没注意到,也没人告诉他。
两个人收好东西走出教室。走廊上的灯比高二的时候亮了几盏——学校换了新灯泡,据说是为了给高三学生“创造一个更好的夜自习环境”。但换了灯泡之后走廊太亮了,亮到走出教室的那几秒会有点晃眼,像从一个黑暗的房间里突然走到阳光下。
车棚里的车少了很多,大多数人在九点半铃响的时候就走了,剩下的都是被拖堂的班级的学生。钱从一找到了自己的车,山地车的车座上也结了霜,他用袖子抹了一下,袖口湿了一片,他也不在意,直接坐上去。
“你等一下。”钱从一骑到田上雨旁边,放慢了速度,“我去买瓶水。”
经过校门口那排商铺的时候,大多数店已经灭了灯,卷帘门拉下来,铁皮反射着路灯的白光,冷冰冰的。只有两家店还亮着灯:一家是老王的小卖部,一家是老陈的烤红薯摊。老陈的炉子还亮着,但人已经开始收摊了,把没卖完的红薯从炉膛里拿出来,装进一个纸箱里。
老王的小卖部门口挂着两盏日光灯,灯光发白,把门前一片水泥地照得像手术室一样惨白。老王坐在柜台后面,面前摆着一台小电视,屏幕不大,但放在小卖部那个昏暗的空间里显得特别亮,像一个小小的发光窗口。
钱从一把车停在门口,没下——一只脚撑着地,探着身子往里看。“老王,还有可乐不?”
老王从柜台后面探出头来。他五十多岁,头发已经花白,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笑起来的时候那些皱纹会挤在一起,像一张揉皱了又被展开的纸。“有,冰的还是不冰的?”
“冰的。”
“这么冷的天还喝冰的?”
“我热。”钱从一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数了数,抽出一张五块的递过去。
老王接过钱,转身从冰柜里拿出一瓶可乐,用毛巾擦了擦瓶身的水珠,递过来。钱从一接过去拧开盖子,仰头灌了一大口,喉结上下滚动了几次,然后发出一声满足的“啊”。
田上雨停在他旁边,看到钱从一的喉结在吞咽的时候动得很明显,他以前没注意过这个。可能是路灯太亮了,也可能是他的视线刚好落在了那个位置。他没想太多,把视线移开,看向小卖部门口的那台电视。
电视里的画面晃动,是一个监控录像的翻拍,画质很差,像是被反复压缩过很多次,像素块很明显,但能看出是一条街道,有人在跑,有人在喊,一辆车停在路中间,车门开着。
老王的电视常年开着,白天放新闻,晚上放一些乱七八糟的节目,有时候是电视剧,有时候是综艺,有时候是体育比赛。他不挑,有什么看什么,遥控器在手里,按来按去,永远定不下来。
今天放的好像是本地台的晚间新闻。
画面上出现了一辆货车,车头撞在一根电线杆上,凹陷下去,像一个被捏扁的易拉罐。地上有很多碎片,看不清是什么。有人躺在地上——不是坐,不是蹲,是躺着。周围站着很多人,看不清表情,只能看到很多腿,站的腿,躺的腿,交错的腿。
电视的音量调得很低,低到站在门口听不太清楚女主播在说什么,只能听到一些断断续续的词:“……路段……目前已造成……伤者已送往……事故原因正在……”
田上雨没有刻意去听里面的内容。画面在那个不大的屏幕上闪烁,蓝白色的光照亮了小卖部门口一小片墙面,把老王的脸照得忽明忽暗。
有两个高一的学生站在小卖部里面,穿着高一的新校服,校服上还没有高三学生那种洗到发白的旧质感,布料还比较新,深蓝色的部分还能看出是新蓝。他们一人拿着一根烤肠,靠在冰柜旁边,也在看电视。
其中一个说:“网上那个说要搞事的人抓到了没。”
另一个说:“不知道,反正别来我们这就行。”
“听说他是——的。”第一个男生说了一个地名,田上雨没听清楚,声音被风声盖住了。
“管他哪的,离远点就行。”第二个男生咬了一口烤肠,嚼着说,“我现在只求平安活到高考。”
两个人笑了一下,笑声不大,很快就被夜风吹散了。
老王坐在柜台后面,眼睛盯着电视屏幕,手里拿着一把蒲扇——不是用来扇风的,是用来赶苍蝇的,大冬天的根本没有苍蝇,但他还是拿着,拿在手里转来转去,像一个消磨时间的玩具。
“又出事了。”老王说,不知道是在跟谁说话,可能只是在自言自语。
钱从一正在喝可乐,听到这话抬头看了一眼电视。他只看了大概两秒钟,目光在屏幕上停留的时间很短,短到像是在确认这是不是一条广告——广告的话就不用看了,新闻的话也不用看,反正不关他的事。
“走了走了。”钱从一拉了一下田上雨的袖子,“我妈说十点前必须到家,今天已经晚了。”
他把可乐瓶盖拧紧,剩下的半瓶可乐塞进校服口袋里,口袋鼓出一个圆形的包,看起来有点滑稽。然后他跨上车,蹬了两步,回头喊了一声:“你倒是跟上啊。”
田上雨跟上去。
风从正面吹过来,冷风灌进领口,他缩了缩脖子,把羽绒服的拉链拉到最顶上。钱从一在前面,校服被风吹得贴在身上,能看出他后背的线条——肩胛骨的位置微微凸起,脊柱在衣服中间形成一条浅沟。他骑得很快,山地车的轮胎宽,蹬起来比普通自行车费劲,但他力气大,蹬得不费什么力气,链条转动的声音也比田上雨的车更浑厚,像某种大型机器在低功率运转。
“一模我数学考砸了。”钱从一说,声音从前面飘过来,被风吹得有点散。
“多少?”
“九十二。”
田上雨没说话。九十二分,刚及格线多一点。满分一百五,这个分数在重点高中的平均分以下。
“我妈骂了我一顿。”钱从一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是轻松的,像是在讲一件已经过去了、不重要了的事,“她说我天天打球,打到脑子都打没了。”
“她没说错。”
“你能不能安慰我一下?”
田上雨沉默了两秒。风吹过耳边的声音很大,盖过了链条声,盖过了远处高架桥上汽车引擎的低鸣。
“你下次能考好。”
钱从一没有立刻回答。又骑了几十米,他才开口,声音里带着笑:“这也算安慰?”
“算。”
“行吧,那我收下了。”
他们拐进那条两边都是围墙的路。围墙上的爬山虎已经落了大部分叶子,只剩下光秃秃的藤蔓贴在墙面上,像一张摊开的血管网。路灯的光从头顶洒下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围墙上,一前一后,像两个跟随的幽灵。
钱从一的速度慢下来了,和田上雨并排。
“你说,”钱从一的声音忽然低了一点,低到像是不想被第三个人听到,“那些人到底是什么心态?”
“哪些人?”
“就新闻里那些人。”钱从一看了一眼前方,又看了一眼地面,最后把视线落在自己的车把上,“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搞出点事情来,害人害己。”
田上雨知道他在说什么。
那个词——货车。电视画面里扭曲的车头。躺在地上的人。模糊的、听不清的播报声。
但那个词对他来说仍然只是一个词。是一个出现在新闻里的、和“道路施工”“天气预警”“政策调整”并列的词。它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停留几分钟,然后被下一条新闻覆盖,被广告覆盖,被天气预报覆盖。它不和他发生任何关联。它不走进他的生活。它不会变成他记忆里的一个标记,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被重新翻出来,变成一根刺,扎在他心里,怎么拔都拔不掉。
但此刻的他还不知道这些。
所以他只是用那种十七岁的、对一切都隔着一层玻璃的语气说了一句:“不知道。可能过得不顺吧。”
“过得不顺就出来害人?”钱从一的语气里有一种少见的认真,“那我以后要是过得不顺了,是不是也得去开个货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