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入职的第一个月，孟瑾瑜瘦了四斤。

不是学校伙食不好，教师食堂的红烧肉比大学食堂的分量足得多，打菜阿姨的手也不抖。

是她根本想不起来吃饭。备课、上课、批作业、写教学反思、参加教研组会议、跟着宋老师听课评课，她像一个被同时拧了十几圈发条的人，从早转到晚，等所有齿轮都停下来的时候往往已经过了食堂的饭点。

她随便啃两口饼干或者泡一碗方便面对付过去，第二天早上继续六点半起床，继续第一个到办公室开灯，继续把那支银色钢笔灌好墨水放在教案旁边。

宋老师是第一个注意到她瘦了的人。教研组开会的时候，她从教案夹里抬起头来打量了孟瑾瑜两眼，散会后把她拽到走廊上，压低声音说：“小孟，你是不是又没吃午饭？食堂今天有你爱吃的糖醋排骨，快去，现在还来得及。”孟瑾瑜说手上还有两个班的周记没批完。

宋老师把她的教案夹一把夺过来夹在自己腋下，下巴往食堂方向一抬：“周记不会长腿跑。你先把饭吃了。”

孟瑾瑜被宋老师半推半拽地带到了食堂。她端着餐盘坐下来，宋老师坐在她对面，一边喝汤一边跟她聊了整整二十分钟，从她最近那个单元的教学设计聊到班级里几个调皮学生的情况，又从调皮学生聊到她带过的第一届学生。宋老师说起那些已经毕业多年的孩子时，眼睛里的光和她讲课时一模一样。

“其实做老师，耐心比热情重要。认真都是理想撑着，真正撑得住年头的，是包容。你已经有认真的底子了，现在该添一点包容进来，对学生，也对你自己。”

孟瑾瑜低头扒了一口饭，把这句话和糖醋排骨一起嚼了很久。她慢慢学会了在办公室里跟同事们开开玩笑，也慢慢习惯了每天傍晚路过玉兰树时不再下意识去数枝头还剩几片叶子。她的周记评语越写越长，有些学生在周记里写家里的事，父母吵架、弟弟生病、养的小狗丢了，她评语写得比学生的周记还长，有时候批到深夜，办公室里只剩她桌上一盏灯，走廊尽头宋老师那间也亮着。

有一天课代表来交作业，看到她桌上摊着一本周记、旁边搁着咬了一口的冷馒头和半杯凉透的白开水，说了句“孟老师你还没吃饭啊”。她把那半杯凉水喝完，笑了一下说老师减肥。

但有些习惯，改不掉。

比如每年三月，她会绕路去校门口那排玉兰树下站一会儿。比如每次看到好看的叶子还是会夹进书里。比如每次换了新手机，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个雪山头像的对话框从旧手机迁移过来，消息记录越来越长，从“晚安”到“我站上讲台了”，从“今天被学生气哭了”到“宋老师说我有进步”。那些消息永远显示“已发送”而非“已读”，但她还是发。不是因为等一个回答，是这么多年了，有些话只能说给他听。

比如日记本里偶尔还是会出现这样简短的句子：“今天有个学生在我课上睡着了，我没叫醒他。后来才知道他爸妈昨晚吵了一宿。”“玉兰开了，比去年晚了两天。”“程砚白老师结婚了，新娘是他的大学同学，笑得很甜。”“新年快乐。第九年了。”

转正那年春天，玉兰花开了满树。

语文组的同事们给她办了个小小的庆祝会，其实就是午休时间在办公室里切了个蛋糕，大家围在她办公桌旁边站着吃完，然后赶在下午第一节课之前各自散去。蛋糕是宋老师买的，上面用巧克力酱歪歪扭扭写了四个字，“孟老师好”。巧克力酱有点化了，“好”字的最后一横拖得老长。

宋老师带头鼓了掌。掌声稀稀拉拉的，因为总共就那么几个人，但每个人都在笑。她低头切蛋糕的时候，手里那把塑料刀在蛋糕上抖了一下，她想起高三那年在天台上，有个人用小拇指勾着她的小拇指说“等高考完，我们再来这里看一次星星”。

她现在站在讲台上，学生叫她孟老师。

那年高考前一天的晚自习，她主动留下来给几个住校的学生答疑。讲完最后一道题已经快十点了，教学楼里空荡荡的，她锁好教室门，顺着走廊往外走。走廊很长，声控灯一层一层地亮起来又灭下去，她的脚步声在瓷砖墙面上弹回来，清脆而孤单。路过三楼拐角的时候她放慢了脚步，不是刻意想的，是身体还记得。那个拐角，她九年前撞进了一个人怀里，书散了一地。那人手背带着血痕，说话清清冷冷的，说“下次跑慢一点，走廊地上滑”。

她站在拐角处，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许久，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直到它自动熄灭。然后她在黑暗里站了片刻，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轻轻说了一句，“我跑得很慢了。可是你不在。”

声控灯重新亮了。走廊里空无一人。

那年除夕，她照例给那个雪山头像发了一句“新年快乐”。她知道不会收到回复，就像前八年一样。她发完之后把手机放在茶几上，去厨房帮姥姥包饺子。姥姥擀皮的手法还是她小时候那个样子，两只手配合默契，一根擀面杖来回滚几下，一张圆圆的饺子皮就从手下变出来。她手法依然笨拙，捏出来的饺子歪歪扭扭站不住，姥姥拿过去重新捏了两下就立得稳稳当当，放在盖帘上排成整整齐齐的队伍。

城南的广场方向传来倒计时的欢呼声…十、九、八、三、二、一。她们家没有电视直播，只有厨房里饺子在锅里翻滚的咕嘟声。姥姥把漏勺从锅里捞起来，往她碗里多倒了半勺醋，说“你从小就爱吃醋”。孟瑾瑜夹起一个歪歪扭扭的饺子，咬了一口，烫得直哈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