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锦深搬走后的第三天，孟瑾瑜终于接受了“他可能不会回来了”这件事。

不是突然想通的。是一点一点被磨掉的。第一天她每隔半小时看一次手机，把提示音开到最大，连洗澡都带着手机进卫生间，怕错过他的消息。手机屏幕只要一亮，她的心就跟着提到嗓子眼，然后看到是叶瑶发来的逛街邀约、班级群里的考后狂欢通知、推送的新闻，每一次都是别人，每一次都不是他。第二天她把手机调成静音，每隔一小时看一眼，每一次点开那个雪山头像，对话框里最后一条消息还是她发的那句“你在哪里”。第三天她把手机扔在床上，强迫自己不去看。但手指还是会不自觉地划开屏幕，点进那个对话框，看着那行孤零零的绿框发呆。

他的头像始终是灰的。没有“对方正在输入”，没有新消息提醒，什么都没有。她给他发的消息从“你搬去哪儿了”变成“你回我一下好不好”，从“我们不是说好天台见的吗”变成“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从焦急到哀求到语无伦次，最后变成每天一条的“早安”和“晚安”。那些消息像扔进了一口枯井，连个回音都没有。

她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社交平台。祁锦深的账号少得可怜，除了那个用来跟她联系的微信号，她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他。她在年级群里翻了一遍又一遍，在一班那个她从未点开过的群成员列表里挨个看了一遍，没有他。她问叶瑶能不能帮忙打听一班的祁锦深去哪了，叶瑶问了几个一班的朋友，回来告诉她：高考完就没见过他，听说是家里有事，具体的谁也不清楚。

“你找他干嘛？”叶瑶在电话里问。

“有点事。”孟瑾瑜握着手机的手指节发白，“他之前借了我一本书，还没还。”

叶瑶沉默了两秒，没有戳穿这个拙劣的谎言。“行，我再帮你问问。”

又过了两天，叶瑶发来一条消息：一班的班主任说祁锦深高考前就办了转学手续，档案早就调走了。具体转到哪里，没人知道。

孟瑾瑜看着这条消息，心里有什么东西被连根拔起。原来他早就知道要走了。高考前，他每天在一楼扶手上放糖、放纸条、写“好好考”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考完就要离开。但他什么都没说。他一个字都没提。

她把手机扣在床上，拉开书桌抽屉，拿出那个小铁盒。铁盒的盖子已经有点变形了，纸条和糖纸摞得太厚，盖不严实，每次打开都要费点力气。她把盒子放在桌上，掀开盖子。最上面是高考第一天早上那张橙色的便签，“好好考。我就在隔壁考场。”字迹工工整整，横平竖直，是她看过无数遍的、比任何字迹都熟悉的那种楷体。

她把便签拿起来，下面是厚厚一叠糖纸和纸条。大白兔糖纸最多，有些已经皱了，有些被她小心地捋平过，按收集的日期排好。水果硬糖的透明玻璃纸，在台灯下泛出细碎的光斑。巧克力的金色锡纸，因为放久了微微发软，但仍保留着当初裹住糖时被拧出的纹路。

她一张一张地翻着那些纸条。“今天降温，穿外套。”“你黑眼圈快赶上熊猫了。”“天台今天风大。”“数学第12题选C。”“最后三十天，坚持住。”

那些工整的笔画还在纸上，横是横，竖是竖，连每次落笔前轻轻顿笔的习惯都清晰可辨。每一张便签纸上都有一个微小到很难察觉的折痕，那是他每次写字前把便签纸从本子上撕下来的痕迹。她认得那种痕迹，因为有一次她看到他撕便签的时候不小心把左上角撕出了一个小口子。后来的便签，左上角都有那个小口子。他大概知道自己撕得不好，但也知道她会收着。所以他没有换一种撕法，还是每次都从左边撕，每次都在左上角留下一个相同的小裂口。

她对着这些纸条坐了整整一个下午。姥姥敲门喊她吃饭，她说“一会儿就出来”。一个“一会儿”变成一个“等会儿”，再变成沉默。嘴里的谎言和手里这些没兑现的承诺相比，轻得像灰。

天黑之后她终于走出了房间。姥姥坐在客厅沙发上织毛衣，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低。看到她出来，姥姥放下针线，什么也没问，只是去厨房把菜热了一遍。芹菜炒肉片重新回锅后有点蔫了，蒜蓉西兰花的蒜味没有那么冲了，但米饭还是热的，在碗里冒着白汽。

“别光吃饭，吃肉。”姥姥把肉片往她碗里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