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在杂货铺柜台后那把硬邦邦的高脚凳上，一天天过去。腊月越来越深，镇上年集的次数多了起来，街上的人比平时稠。张家杂货铺的生意也跟着忙乱，油盐酱醋、糖果瓜子、鞭炮对联、成摞的草纸和廉价年画，都是抢手货。

英子成了铺子里固定的看守。从早到晚，她都坐在或站在柜台后面，看着人来人往。她很快就认熟了大部分货物的位置和价格，那些写在粗糙纸片或直接印在包装上的数字，对她来说辨认起来毫不费力。但她从不多话，有人问价，她就指指价签，或者用最简短的词语回答。收钱找钱，她算得又准又快，手指冻得通红，也从不耽误。找错的钱，她会立刻追出去还给人家；有人想少给一毛两毛，她会沉默但坚定地指着价签，或者直接喊在后院的李婶。几次下来，街坊邻居都知道，张家这个新来的、脸上有疤的媳妇，话少，但“手紧”，不好糊弄。

李婶对此似乎还算满意，至少明面上没再为铺子里的事挑过英子的刺。但她对英子的“规矩”却立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核心永远围绕着那张脸。

“英子，侧着点身子，没见那边有人过来了吗？”只要有陌生顾客或不太熟的邻居进店，李婶若在旁边，总会这样低声提醒，或者干脆用眼神示意。英子便会立刻调整姿势，将完好的右脸朝向门口，左颊隐在货架的阴影里，或者用抬起的手臂、拿取货物的动作稍稍遮挡。

“递东西用右手，从右边递过去。”这也是李婶立的规矩。因为用右手递物，身体自然右侧向前，刚好能最大限度地藏起左脸的疤痕。英子起初不习惯，有几次下意识用了左手，换来李婶不满的瞪视，后来便形成了条件反射，无论拿什么，都先伸右手。

吃饭时更是如此。英子必须坐在张父的左手边、张建国的对面。这个位置，恰好让她左脸对着墙壁，右脸对着饭桌。她需要微微侧着身，才能用右手夹到稍远的菜。一开始，她总坐得僵硬，夹菜时小心翼翼，生怕动作大了露出左脸。张父虽然没再说什么，但如果英子不小心“违规”，他的筷子会在碗沿上轻轻一磕，或者干脆放下碗，沉默地看着她。那目光比直接斥责更让英子心慌。李婶则会立刻咳嗽，或者找点别的话头岔开。

张建国对这一切漠不关心。他依然故我，常常睡到日上三竿，起来扒几口饭就往外跑，有时是去打牌，有时是跟那帮狐朋狗友在镇上闲逛，有时不知道钻到哪里，深夜才带着一身烟酒气回来。他心情好的时候，会无视英子，把她当空气；心情不好，或者在外头输了钱、喝了闷酒回来，看什么都顺眼，英子就成了现成的出气筒。可能因为她倒的洗脚水不够热，可能因为她铺床时被子没铺平，也可能只是因为他觉得“晦气”，抬手就是一个耳光，或者一脚踹在她腿弯。打骂从不需要理由，就像呼吸一样自然。英子从不吭声，也不躲，只是受着，等他发泄完了，再默默收拾被他踢翻的凳子，或者擦掉他吐在地上的痰渍。

只有一次，张建国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忽然嗤笑一声，伸出油腻的手指，戳了戳她左脸的疤痕，力道不轻。“你说，当初要是没烧着这儿，王麻子他们会不会出价更高点？嗯？”他像是在问英子，又像是自言自语，眼里闪着恶劣又兴奋的光，仿佛在评估一件受损商品的残值。英子浑身冰冷，胃里一阵翻搅，却连颤抖都不敢。

年关越近，家里要准备的活计越多。扫尘，清洗，蒸年馍，炸丸子，卤肉……李婶指挥，英子动手。她像个不知疲倦的陀螺，从铺子到厨房，再到后院各个角落，一刻不得闲。手上很快被冷水、碱水、油渍浸得红肿开裂，渗着血丝。脸上的疤在冬日干燥寒冷的风里，也时常发紧、刺痒。但她顾不上这些，忙碌至少能让她暂时不用去想别的。

腊月二十八，镇上最后一个大集。天还没亮透，张家铺子就开了门。李婶和张父都在前面忙着张罗，英子负责拿取零碎货物和照看靠近门口的货架。集上的人挤来挤去，铺子里闷得透不过气。有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媳妇想拿高处的红糖，踮着脚够不着。英子正好在旁边整理东西，见状便下意识地转身，踮起脚，用左手去够那袋糖。

她的左脸完全暴露在门口透进来的天光下。

“哟，建国媳妇，你这脸是咋弄的？以前没细看，这疤……不小啊。”一个正在旁边挑对联的、嘴快的胖大婶忽然大声问道，声音在嘈杂的铺子里也显得格外清晰。

铺子里瞬间安静了一瞬，好几道目光齐刷刷地射向英子。李婶的脸色“唰”地变了，张父也皱紧了眉头。英子像被当众剥光了衣服，举着红糖袋的手僵在半空，脸上血色褪尽，那块疤在众目睽睽之下，烧灼般地刺痛起来。

“哎呀，孩子小时候不小心烫的，陈年旧事了。”李婶迅速反应过来，脸上堆起勉强的笑，几步走过来，看似自然地接过英子手里的红糖袋递给那媳妇，同时用身体巧妙地将英子往柜台方向挡了挡，挡住了大部分视线，“大过年的，别提这些。您这红糖还要点别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