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被那三千块钱的红纸包压着，飞快地滑向年底。

陈大柱用那笔钱，一部分还了之前欠的化肥种子债，一部分给家宝交了下学期的学费杂费，还咬牙扯了几尺蓝布，给家宝做了身新衣裳，说是"姐姐结婚，弟弟也要穿体面点"。剩下的，他仔细收好，说是"留着给英子置办点像样的嫁妆，不能太寒酸，让张家看轻了"。刘玉梅没说什么，只是眼睛总是红肿的，干活时常常走神，饭也吃得少，人眼见着瘦了一圈，背也更驼了。

英子天不亮就起来，默默地把家里所有的活都干一遍。扫地，挑水，喂猪，做饭，洗衣服，缝缝补补……只有身体不停地动的时候，那些念头才追不上她。脸上的疤依旧在那里，不痛不痒。英子有时候会不自觉地去摸，凸起的、粗糙的触感，提醒她那场火还在。

村里关于她婚事的议论，从最初的震惊、同情、惋惜，渐渐变成了更复杂的情绪。有人羡慕陈家"攀了高枝"，“嫁到镇上开铺子的人家，往后吃商品粮了”。有人撇嘴，私下嘀咕：“攀啥高枝，谁不知道张家那小子是个啥货色？三千块，买个大姑娘，还带残疾，张家也不亏。” 更有刻薄的，当着刘玉梅的面"恭喜"：“哎呀，嫂子，这下可好了，英子总算有着落了，虽说姑爷……咳咳，可人家家里殷实啊，英子过去就等着享福吧！” 刘玉梅只能扯出僵硬的笑，点头应着，转身眼泪就掉下来。

张建国自那天来过一次后，再没露面。一切事宜，似乎都通过王媒婆和两家父母敲定了。婚期定在腊月十八，据说是请镇上的"半仙"合过八字，挑的"吉日"。按照当地风俗，婚事从简，但该走的过场不能少。所谓的"过场"，对英子来说，就是一次又一次地被当作物品展示和交接。

先是"过礼"。张建国的父亲，一个看起来比陈大柱年长些、脸色严肃、话不多的男人，在婚期前半个月，带着王媒婆和两个帮忙的亲戚，抬着几个绑着红绸的箩筐来了陈家。筐里装着按规矩要送的"四色礼"：一刀五花肉，两条肥鲤鱼，两包用红纸粗糙包着的红糖，还有几封镇上糕点铺买的桃酥。东西比一般人家丰厚些。陈大柱脸上有了点光，刘玉梅却别过脸去，没看那些礼筐。陈大柱和刘玉梅在堂屋接待，说着客套的场面话。英子被叫出来倒茶，张父只在她递茶时抬起眼皮看了她一眼，那目光锐利而冷淡，在英子身上停了一秒，又移开了。像是看一眼货，看完了，就够了。整个过程，没人问英子一句，仿佛她只是这场交易中一个沉默的、必须出场的道具。

然后是"送日子"。其实就是张家把婚礼当天的具体流程单子送过来，让陈家"知晓"。单子是用红纸写的，字迹端正，列出了从早上几点接亲，到晚上"入洞房"的每一个步骤，甚至接亲车的数量、送亲人的安排，都写得清楚明白，透着张家人办事"讲究规矩"的面子。刘玉梅不识字，陈大柱磕磕巴巴地念给她听，每念一项，刘玉梅的脸色就白一分。听到"新娘入门，拜见公婆，敬茶改口"时，她的眼泪又涌了上来，死死咬着嘴唇才没哭出声。英子站在一旁听着，心里一点一点地凉下去。那单子上每一个工整的字，英子听着，心里一点一点地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