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过得既慢又快。

慢的是每一个夜班，十二个小时像十二年那么长。机器的轰鸣，刺眼的灯光，闷热的空气，还有那永远缝不完的衣服。英子的手从酸到疼，从疼到麻，最后好像不是自己的了。眼睛总是红的，布满血丝，看什么都模糊。腰是僵的，坐久了就直不起来。腿是肿的，踩了一夜踏板，早上起来像灌了铅。

快的是回头一看，竟然已经过了一个月。日历撕掉了三十张，发薪的日子到了。

发工资那天，白班和夜班的人都在车间里等着。下午四点，王主管拿着一个厚厚的信封走进来，站在车间前面的空地上。

“发工资了，念到名字的过来领。”王主管说，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车间里很清晰。

工人们排起队，一个接一个上前。王主管从信封里抽出钱，数一遍，递给对方，然后在手里的本子上打个勾。领到钱的人走到一边，蹲在地上，开始数。数得很仔细，一遍，两遍，三遍。数完了，小心地揣进怀里，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

英子排在队伍中间。她看着前面的人，心里有点紧张，又有点期待。这是她第一次领工资，第一次挣到钱。虽然只有三百块，但这是她用自己的手，用自己的汗，用自己的夜，一分一分挣来的。

“陈英子。”王主管念到她的名字。

英子走上前。王主管从信封里抽出三张一百的，递给她：“三百。点一下。”

“谢谢王主管。”英子接过钱。三张红色的百元大钞，崭新，挺括，在车间昏暗的灯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泽。她拿在手里，能闻到新钱特有的油墨味。很轻，但很重——这是她一个月的全部价值。

她走到一边，蹲下来，学着别人的样子，开始数。其实不用数，就三张。但她还是一张一张地看，一张一张地摸。看上面的毛主席头像，看“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看右下角那个红色的“100”。摸纸张的质感，摸凹凸的纹路。

是真的。真的是钱。真的是她挣的钱。

她想起家里的土坯房，想起母亲那双布满裂口的手，想起弟弟那个新书包。想起父亲蹲在谷堆边，算着少了八十斤谷子时紧皱的眉头。想起自己离开家那天，母亲塞给她的煮鸡蛋，弟弟哭着说“我不要新书包，就要你回来”。

现在，她有钱了。虽然不多，但至少能寄一点回去，能让家里的日子好过一点，能让弟弟的学费有着落，能让父母少发一点愁。

她把钱小心地折好，放进衣服最里面的口袋。那个口袋已经装了一些东西——李老师送的字典和钢笔，用布包着的小包，还有那张写着表姨地址的纸条。现在，又多了三张一百块。口袋鼓了起来，贴着胸口，沉甸甸的，很踏实。

“英子，领了？”表姨走过来，她也刚领了工资，脸上带着笑。

“嗯。”英子点点头。

“走，去邮局，”表姨说，“把钱寄回去。晚了邮局关门了。”

两人回出租屋换了衣服，然后去邮局。邮局不远，走了十几分钟就到了。里面人不少，都是来寄钱寄信的。排了十几分钟的队，轮到她们。

“寄钱。”表姨对窗口里的工作人员说。

“填单子。”工作人员递出两张汇款单。

表姨拿过一张，熟练地填起来。收汇人姓名，地址，汇款金额，附言。字写得很潦草，但很快。填完了，她把单子和钱递进去。

英子拿着另一张单子，有点不知所措。她没填过，不知道怎么写。

“我教你，”表姨凑过来，“这里写你爹的名字，陈大柱。这里写地址，湖北省某某县某某村。这里写金额，你寄多少？”

“两百五。”英子说。她算过了，留五十块自己用，够吃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