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翊在等护照下来。这段时间他也在处理房子和车子的事，一样一样地办，急不得。他现在住在外婆家，就像是回了小时候一样，过上了一睁眼就有饭菜生活，但这并不是他所期望的。

他又开始往山里寄东西了，这次不是寄给何秋平，是寄给学校。

他照着清单上一样一样地买好，打包，写上马老师收。那边没有快递，只能寄到镇上邮局，邮递员每星期送一次。他掐着日子寄，不敢晚了，怕山里冷下来之前收不到。

有一天马老师给他发了微信消息，很长，从屏幕顶拉到屏幕底。说向日葵开了，金灿灿的一片，在操场边上，孩子们可喜欢了，每天下课都去看。

还附了几张照片，一个班的孩子站在向日葵前面，蹲着站着都有，笑得都很好看。太阳很大，向日葵朝着同一个方向举着盘子。

骆翊看着那些照片看了很久。他把其中一张放大了，看到向日葵地尽头露出的那一小截围墙。何秋平以前说过要在那面墙上画点什么，后来一直没画成。

他给马老师回了一条：“挺好的。”过了几秒又打了一行：“谢谢你。”

马老师回了一张笑脸，又回了一个握手的图标。骆翊没有再回复了。他把手机放在一边，站起来去收拾行李。

他用一个小玻璃瓶子装了一些何秋平的骨灰。就是那种带软木塞的小瓶子，拇指大小，瓶口用蜡封了，又用黑色的皮绳编了一个网兜把它兜住，做成了一条项链。

他试了好几种编法，拆了又编，编了又拆，最后做出来的样子不算好看，但结实。他把瓶子贴在胸口试了试，普通人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那是什么，只当是一个不起眼的装饰物。

“你要带这个上飞机？”工作人员问。

骆翊点了点头。

“那得去办手续，”工作人员说，“不是直接揣着就能过的。你要开死亡证明、火化证明，还要到航空公司申请。有些公司不让你随身带，有些可以，得一家一家问。”

他把那个小瓶子攥在手心里，攥了很久。

接下来的半个月他都在跑这件事。他去医院补开了死亡证明的复印件，去殡仪馆拿了火化证明的原件，又去了公证处做了一份亲属关系公证。

他和何秋平不是直系亲属，也不是配偶，法律上什么都不是。公证处的人看了他的材料，问他是死者的什么人，他想了想，说“家属”。那人看了他一眼，没再问，把材料收了。

他又去了几家航空公司。有的说必须托运，有的说可以随身携带但必须放在专用容器里，有的直接说不接受非亲属携带骨灰。

他在机场的柜台前站了很久，最后是国航的一个地勤大姐帮了他。

大姐翻了他所有的材料，又打了两个电话，然后把登机牌递给他，说：“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你的情况我们备注了，安检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你把这个瓶子放在随身包里过X光，不要拿出来。” 他又去安检那边专门做了申报。

安检通道旁边有一个小办公室，里面坐着一个穿制服的中年男人，把他带来的材料一页一页地看完了，然后看着那个小瓶子，沉默了几秒。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他指了指瓶身。

“我爱人的骨灰。”骆翊说。

那人把瓶子过来看了一眼，没有再问。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申报单，在上面写了几行字，盖了个章，递给骆翊。

“随身带着这张单子，国内国外都认。去国外之前，最好再跟当地的航司确认一下。” 骆翊把那张纸折好，和护照放在同一个口袋里。

骆翊想起何秋平以前住在这间屋子的时候，那面墙上贴满了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照片。他用透明胶带一张一张地粘上去，花了很长时间，那些照片不是随手撕的，每一张的边缘都剪得很整齐。

他每天躺在这面墙对面睡觉。他看了好几年，好像从来没有看腻过。

后来那些照片被何秋平的母亲收进了纸箱，骆翊又从纸箱里把它们翻了出来，一张一张地重新贴在了墙上。有很多张，贴满了半面墙。

现在这些地方，何秋平都没来得及去。

骆翊没有按照什么顺序，他只是翻开那本书，从第一页开始，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地走。

他不觉得孤独。何秋平不在，孤独这个词不合适。他只是空，像一个容器被倒空了。

他第一站去的是威尼斯。为什么先选威尼斯，他说不上来。到了威尼斯以后他直接走到了码头。

码头上人很多，贡多拉一艘挨一艘地停在岸边，船夫在揽客。他上了一艘船，船夫是个瘦高的意大利人，用蹩脚的英语问他是不是一个人。他指了指胸口，说不是。船夫看了他一眼，没有再问。

船开进窄巷的时候，他解下那个小瓶子，把瓶塞拔开。瓶口朝下，灰白色的粉末落进水里。

水是绿的，浑的，和照片上完全不一样，不知道何秋平是不是会在这时候说：“这完全就是照骗嘛，根本和书里就不一样。”那些粉末落进去就看不见了，被船尾的波纹卷进去，散开了。

他把瓶塞塞回去，重新戴好，船夫唱了一首歌。到岸的时候骆翊多给了他一些小费，船夫说了一声谢谢。

他在码头边站了一会儿，水面上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是冰岛。他在维克黑沙滩上走了很远，走到没有人的地方才停下来。风很大，沙子是黑色的，和照片上一样黑，浪是白色的，拍在岸上的声音很重，像有什么东西碎了。

他把小瓶子解下来，拔开瓶塞。这一次他只倒了一点点。那些粉末被风直接卷走了，他还没来得及看见它们落下去就已经不见了。

他把瓶塞塞回去，戴好，站在风里看着浪花，站了很久。然后转身往回走。

他去了普罗旺斯。不是薰衣草的花季，地里的草很矮，灰绿色的一大片，铺到天边。田间的小路是土路，走起来裤腿上全是灰。

他在一条田埂上坐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小瓶子，放在膝盖上。风不大，阳光有些晃眼，远处的山头有一座石头砌的小村庄，房子挤在一起，像一堆摞起来的积木。

他把瓶塞拔开，把那些粉末沿着田埂撒了一点，落在干裂的泥土上。很快就分不清哪些是骨灰哪些是土了。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走了。

他去了美国的大峡谷。游客很多，步道上全是人。他跟着人流一直走到观景台最边缘的地方，面前是整片裂开的大地，一层一层的岩石从脚下一直铺到天边，颜色从赭红到橘黄到灰紫，太阳正在落下去，光线在不断地移动，峡谷的颜色也在不断地变。

他在那里站了很久，等人群散了一些，才把小瓶子解下来。在路边找了一处没什么人的地方，把倒了一点在岩缝里。

他去了新西兰的南岛。他去了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他去了亚马逊的热带雨林。每一处他都做了同样的事情，把瓶子解开，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一些，有时候洒在地上，有时候洒在水里，有时候被风吹走。那些灰白色的粉末越变越少，瓶子越来越轻。

那面墙上的照片一张一张地被他走过了，每走过一个地方。他就是觉得自己应该替何秋平去看一看这个世界，把那些照片变成一些真实的东西。

这些事他亲眼见到了，确认过了。然后他把何秋平留在那里，继续往前走。

去澳大利亚他特意为那个小瓶子申请了安检许可。跑了好几个部门，填了一堆表，最后窗口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作人员，戴着老花镜，把他的证明反复看了几遍，然后抬头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问。她在他的登机牌上盖了一个章，把东西递出来。

“祝您和您的爱人旅途愉快。”她说。

骆翊接过登机牌，点了个头。

一路上他走走停停，仿佛真的是和他在旅行，他每走一个地方，就留一点他的痕迹。

骆翊把南极留在了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