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来临，大凉山腹地的索玛花已经开到了尾声，山风裹挟着湿润的草木气息，从操场上那片被孩子们踩得结实的黄土地上吹过。

何秋平站在教室门口，看着他的学生们，这所山村小学建校以来的第一批毕业生，也是他支教生涯里送走的第一届孩子。

毕业仪式很简单。没有典礼，没有鲜花，甚至没有一套像样的学士服。孩子们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胸前的红领巾倒是系得格外认真。

何秋平拿着手里准备了许久的毕业礼物，一个一个念他们的名字叫到讲台前领毕业证，念到最后一个小女孩时，声音忽然有些发紧。

那是个瘦小的彝族女孩。

何秋平很清楚的记得她刚来的时候，她的爷爷奶奶死活不让她上学，说女娃娃读书没用，早晚是别人家的人。

何秋平翻了两座山，坐在她家低矮的火塘边，用蹩脚的彝语夹杂着汉语，从傍晚说到天黑。最后是小女孩自己站了出来，眼泪汪汪地站在爷爷面前，用彝语喊了一句什么。

何秋平当时竟然听懂了“我想读书。”

仪式结束后，孩子们一拥而上，把何秋平团团围住。小女孩是第一个抱住他，小小的胳膊箍着他的腰，脸埋在他胸前，肩膀一抽一抽的。

其他孩子也跟着哭起来，有抱着他胳膊的，有拽着他衣角的，还有个子小的够不着，就抱着他的腿。

何秋平被十几个孩子围在中间，像一棵被藤蔓缠绕的老树。

“谢谢何老师……谢谢你说通我爷爷奶奶，才让我来读书。”小女孩的声音从他胸口闷闷地传出来，带着哭腔和彝语口音。

何秋平弯下腰，揉了揉她的头发，想说点什么，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张了张嘴，最后只是轻轻拍了拍她的背，像这几年来无数次做过的那样。

“以后去了县里读书，要好好学。”他终于挤出声音，自己都觉得沙哑得不像自己的，“你们都是何老师带出来的学生，绝对不比其他人差。”

孩子们哭得更凶了。连平时最调皮的那个男孩，鼻涕眼泪糊了一脸，还硬撑着说“我才没有哭”，结果哭得最大声。

回程的班车上，何秋平坐在最后一排，靠着颠簸的车窗，看着渐渐远去的群山。他手里攥着一把孩子们塞给他的野花，是几枝不知名的小白花，用草绳扎成一束，歪歪扭扭的，花瓣已经被挤蔫了几片。

他把花举到鼻尖闻了闻，没什么香味，只有一股草木的青涩气息，和山里孩子的味道一样。

他没有提前告诉骆翊自己要回来的消息。班车摇摇晃晃地驶出大山，转乘长途大巴，再换地铁，等他终于站在成都的街头时，天已经擦黑了。

六月的成都闷热潮湿，空气里有一股熟悉属于城市的气息，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又陌生。

他直奔医院的大门口。骆翊每一周的排班表，何秋平都知道，今天他刚好值夜班。

心外科在住院部七楼。何秋平没坐电梯，他等不了那么久，从楼梯一层层爬上去，每上一层都要歇一歇，不是因为累，是想压一压心跳。

推开七楼安全通道的门时，走廊里的消毒水味扑面而来，白炽灯把一切照得惨白。

他轻车熟路地走到医生办公室门口，门半掩着，从门缝里看见骆翊正坐在电脑前写病历，白大褂敞着，里面是一件深蓝色的刷手服，领口微微敞开，露出锁骨。

他又瘦了，何秋平想，下颌线比上次见面时更锋利了。

他轻轻推开门，蹑手蹑脚地走进去，站在骆翊身后。

骆翊正专注地敲着键盘，没注意到身后有人。何秋平忽然伸手，从背后捂住了他的眼睛。

“猜猜我是谁？”他把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几乎听不出原本的音色。

骆翊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住了。他僵了一瞬，然后猛地转过身来。

“秋平？”他的眼睛瞪得很大，瞳孔里映着电脑屏幕的蓝光和白炽灯的冷白，混在一起，亮得惊人，“你怎么来了？”

何秋平弯下腰，和他平视，笑得眉眼弯弯：“因为我想你了嘛。”

骆翊张了张嘴，一时竟说不出话。

他站起来，椅子被推得往后滑了一截，轮子在地板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他盯着何秋平看了好几秒，目光从他的脸扫到肩上那个磨得发白的旧书包，又扫回他晒得黝黑的脸上，最后落在他手里那束已经蔫头耷脑的野花上。

“才想起我来啊，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骆翊的声音有点闷，像是在赌气，又像是在撒娇，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用这种语气说话，在旁人看来大概有些滑稽，可何秋平听得心里软了一下。

自从何秋平去大凉山支教以后，这两年里，基本上都是骆翊在往山里跑。这一跑就是两年多，期间所有的支出可想而知，而何秋平，这竟然还是头一次主动从山里出来找他。

之前骆翊总调侃他是“山顶洞人”，说他在山里待得都快和现代社会脱节了。何秋平每次听了只是笑，也不反驳。

不是不想出来，是走不开。

孩子们在校他得陪着；周末要补课他得盯着；晚上还要批作业、备课，往往一抬头，窗外已经是满天星斗。

“终于还是良心发现了？”骆翊挑了挑眉，语气里带着笑意，眼角的细纹却出卖了他的情绪，“那你要怎么补偿我呢？”

何秋平想了想，把那束蔫了的野花往骆翊怀里一塞：“请你吃饭。”

骆翊低头看了看那束花，花瓣已经软塌塌地耷拉着，叶子也有些发黄了。他还是接过来，认认真真地摆在办公桌的电脑旁，和那些病历本、处方单放在一起，显得格格不入。

“行，”他说，“后天我休息，我联系你。”

他们在何秋平出租屋附近找了家小馆子。不是什么高档的地方，就是那种开在老小区楼下、招牌被油烟熏得发黄的家常菜馆。

何秋平以前还在城里教书时常来，老板认得他，见了他先是一愣，然后笑着说：“哟，何老师回来啦？变黑了好多哦，也瘦了。”

坐下来点菜的时候，何秋平忽然想起什么：“李雯静都快高考了啊？”他掰着手指算，“她今年……应该也十七了吧？天呐，时间过得太快了。”

骆翊正在给他倒茶，闻言手顿了顿：“是很快啊。”

谁能想到，几年之后，他们俩会变成现在这样。

骆翊有时候觉得命运挺奇妙的，一个心外科医生，一个语文老师，一个在手术台上和死神抢人，一个在山里给孩子们种梦，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人，居然就这么走到了一起。

“她上次模考考得不错，”骆翊把茶杯推过去，“说想考川大，留在成都。”

“好啊，”何秋平眼睛亮了，“到时候她高考结束，必须好好庆祝一下，到时候我请她吃饭。”

吃完饭出来，天还没黑透。六月的成都昼长夜短，夕阳把西边的云烧成一片橘红色。

何秋平忽然拉住骆翊的袖子：“我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儿？”

“花鸟市场，就在前面，走路十分钟。”

花鸟市场在老南门大桥底下，白天热闹，傍晚也不冷清。

卖花的大姐正在收摊，把一盆盆绿植往店里搬；卖鱼的老板蹲在门口抽烟，面前的塑料盆里金鱼游得正欢；还有卖鸟的、卖宠物的、卖多肉的，混杂着花香、鱼腥味和鸟鸣声。

何秋平在一家卖种子的摊位前站住了。摊主是个精瘦的老头，面前摆了几十个透明的小塑料袋，装着各种种子，袋子上用记号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名字：鸡冠花、波斯菊、指甲花、向日葵……

何秋平蹲下来，一袋一袋地拿起来看，眉头微微皱着，像是在做什么重大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