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又沉默了，这次的时间更长。长到丁禾苏能隐约听见电话那头传来窸窸窣窣的动静，似乎是老人在低声和身旁的什么人交谈。声音压得极低，模糊不清，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然后，老人的声音重新响起。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一次，老人的声调变了。不再是单纯的惊讶和疑惑，而是透出某种更深沉、更复杂的东西，像是冬天冻土之下盘根错节的根系，看不见摸不着，却扎得极深，带着寒意与重量。

丁禾苏站在走廊尽头那扇窗户前，手握着的手机外壳似乎都沾上了掌心的冷汗。窗外的法桐在初春微冷的风里轻轻晃动，枝桠上那些鼓起的苞芽，在灰白单调的天光映衬下，轮廓显得格外清晰，孕育着某种倔强的生机。他猛然想起她日记本里，用不同颜色的笔反复描摹过的一句话——“他那么好，年轻，干净，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像月牙。”

她不知道，她也是好的。她永远也不知道，或者说不肯相信，她本身有多么好。他不知道该如何让电话那头的老人理解这一点，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向任何人说明白。他只知道，这件事他必须去做。不是为了额外的报酬，不是为了搏取什么名声，也不是为了换取任何人的感激。仅仅是为了她。为了她在混沌中挣扎着睁开眼时，看见的不是惨白空洞的天花板或墙壁，而是一个活生生、守候着她的人影。

为了她在病痛袭来、浑身控制不住地颤抖时，能有一只温暖的手让她紧紧攥住。为了她在呼吸骤然艰难、濒临窒息的时刻，能有一只手稳稳地贴在她的脊背上，带着安抚的力量缓缓下移，帮她顺过那口气。

更为了她在深夜被噩梦惊醒、惶恐四顾的瞬间，耳畔立刻能有一个清晰而沉稳的声音落下，告诉她：‘我在。’

“一切为了病人着想。”他说。

声音放得很平，很稳，平稳得几乎连他自己都要相信，这就是全部、唯一的理由。

但他心里清楚。他同样感觉得到，电话那头的老人也清楚。所以，老人没有再追问下去。他只是沉沉地，又说了一个字：“好。”

就一个字。好。

丁禾苏挂断了电话。他把手机从耳边移开，紧紧攥在汗湿的掌心里。手机壳冰凉滑腻，沾满了湿冷的汗渍。他将手机塞进裤袋，转过身，将整个身体的重量倚在背后的窗台上，长长地、无声地吐出一口气。

走廊里此刻显得异常安静。只有章建在不远处整理药品，药盒与药盒之间发出咔哒、咔哒的轻微碰撞声，单调却颇有节奏。护士站的电话突兀地响了一声短铃，随即被快速接起，又挂断。远处隐隐传来病人或家属交谈的嗡嗡声，听不真切具体内容，只是像一群蜜蜂在远处持续低鸣。

他想起自己刚才脱口而出的那句话——“我是为了病人着想。”

他在心里，把这句话默默地重复了一遍。接着，又重复了一遍。再来一遍。

然后，他嘴角不受控制地向上弯了一下，露出了一个极淡、极短促的笑。那笑容里没有多少欢欣，更多的是自嘲，像是什么东西在紧绷的心弦上被轻轻拨动了一下，发出只有自己听得见的、略带涩意的颤音。

他觉得有些可笑。他从来不曾为任何一个病人这样过。从来没有。

以前的自己，绝不会为了一个病人的陪护问题，去跟护士长据理力争。以前的自己，也绝不会面不改色地对病人家属撒谎，说什么医院出台了特殊减免政策。以前的自己，更不会在深夜握着手机，感觉到指尖无法抑制的颤抖。以前的自己，更不会像现在这样，长久地伫立在走廊尽头的窗前，只为看一棵冬日里光秃秃的法桐树。

他确实变了。他不知道这变化是好是坏。他只知道，回想起来，心里没有半分悔意。

他掏出手机，屏幕的光在昏暗的走廊里亮起。他给护士长发去一条简短的消息：“家属同意了。护士陪护。”发完，他便将手机揣回口袋，没有等待回复。他确信护士长会看到，也会妥善安排。

他转身靠在冰凉的窗台上，合上双眼。黑暗中浮现的，是她站在这里时，那张映着窗外天光的、平静的侧脸。他睁开眼。

窗外的法桐枝干在风里微微晃动了一下。光秃秃的枝桠上，空无一物。但他恍惚间，仿佛看见了一只灰鸽子，安静地蹲在那里，歪着小脑袋，用黑豆似的眼睛望着他。

他的嘴角不由自主地弯起一个极浅的弧度。

“我会来的。”他低声说。声音轻得像一句耳语，仿佛只是说给自己听。

他转过身，步伐平稳地走回护士站。章建从值班室探出头，飞快地瞥了他一眼，又默不作声地缩了回去。丁禾苏拉开抽屉，取出那个厚重的、记录着所有病人信息的文件夹，熟练地翻到属于她的那一页。他的目光落在那两串熟悉的数字上——住院号和病历号——凝视了许久。然后，他轻轻合上文件夹，将它妥帖地放回原处。

他站在那里，双手搭在冰凉的工作台边缘，目光再次投向窗外。天空依旧是那种沉闷的灰白色，法桐的枝丫也依然光秃秃地伸展着。那只想象中的灰鸽子没有出现。或许它永远不会再来了。但他会在这里。他在。他不会离开。

他在等待。等待她苏醒，等待她睁开双眼，等待她带着疑惑问出那句“你怎么在这里”。然后，他就能给出那个早已准备好的回答：“我在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