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情况比昨天好一点了。血压还在观察，但出血已经止住了，暂时没有感染的迹象。”他顿了顿，把接下来要说的话在脑子里快速过了一遍。那些话他已经想了很久了，从ICU门口的长椅上就开始反复琢磨。他想了每一句，每一个字，每一个停顿。他以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但听到老人沉重呼吸声的那一瞬间，他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准备好。他或许永远都准备不好。
“叔叔，我想跟您说一件事。”他的声音低下来，低到像是在跟自己做出某种承诺。
“您说。”
“按照医院规定，静安这种情况——有过自杀经历的，又没有家属全程陪护的——必须转到封闭病房。”他停了一下，让那四个字自己沉沉地坠下去。封闭病房。他不敢想象老人是否听清了，更不敢想那四个字在老人耳朵里，究竟落成了砖，还是冰。
“那个病房……病人不能随便出入。环境……比较压抑。”他选了“压抑”这个词。他没有说“像牢笼”，没有说“会把正常人逼疯”，没有说“她进去会更喘不上气”。他说了“压抑”。这是他在权限和良心之间，能想到的最温和的词。
老人没有说话。他听到那头的呼吸声变了，变得更沉，更重，像有什么无形的东西压在上面。
“但是，”丁禾苏说。这个“但是”他等了好久。从护士长面无表情地说出“封闭病房”四个字的时候，他就在等一个说“但是”的时机。他等了很久，等到他终于决定——这个“但是”，要由他自己来说。“还有一种方案，叫护士陪护。一对一，二十四小时，全程陪护。这样她就不用去封闭病房了，她可以继续住在5028。”
“二十四小时？”老人的声音颤了一下，像是被这个时间长度惊到了。
“对。二十四小时。有人一直守着她，看着她，确保她的安全。”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丁禾苏以为老人已经挂了电话。他把手机从耳朵上拿下来，看了一眼屏幕——还在通话中，时间一秒一秒跳动着。他把手机贴回耳朵上，再次听到老人的呼吸声，一下一下的，很沉，很重。
“那……这个费用……”老人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自言自语，带着难以启齿的窘迫。
丁禾苏闭上眼睛。他想起护士长公事公办的那句话——“这是要单独加收费用的。”他不知道具体多少钱。他此刻也不在乎多少钱。如果需要，他可以出。
“费用的事您不用担心。”他说。声音努力维持着平静，平得像一面不起波澜的湖。“医院有相关的减免政策，我去帮您申请。”
他撒谎了。医院根本没有这项减免政策——他连所谓的申请入口在哪里都没有见过。可他得试。非试不可。
老人的呼吸声变了。不再是那种沉甸甸、重甸甸的了，变得轻了，也快了，仿佛有什么沉重的东西从他胸口被搬走了一块。丁禾苏听到老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口气吸得极长，极长，长得仿佛要把整个房间的空气都吸进去，像是在为接下来的话积蓄所有的勇气。
老人的声音在抖，“谢谢你。谢谢你这么关心静安。”
丁禾苏的眼眶开始不受控制地发酸。他没有哭。他硬生生把那点涌上来的酸楚咽了回去，咽得很用力，喉结重重地滚动了一下，像吞下一块坚硬的石头。
“叔叔，那您同意吗？”他问。他自己的声音也在抖。他没有试图去压住那点颤抖，因为他发现，自己已经压不住了。
“同意。”老人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吐得清清楚楚，像石子落在冰面上。“只要静安能好，怎么都行。”
“同意”这两个字，落进丁禾苏的耳朵里，像两块滚烫却又沉重的石头，直直坠进了深不见底的水潭。咚。咚。两声闷响，一直沉到了最底处。他的手无意识地从冰凉的窗台上滑落下来，垂在身侧。手指还在细微地颤抖，但此刻已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他自己也说不清。或许是因为等待这一刻太久，整个身心都绷得太紧，骤然松懈后的反应。
“但是，”老人的声音又一次从听筒里传来，这次带上了一丝清晰的犹豫，像雾气里探出的枝桠，“这个陪护……具体是谁来陪？是医院安排的护士吗？”
丁禾苏沉默了一秒。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下意识地抬起头，目光投向窗外那棵落了叶的法国梧桐。光秃的枝桠尖端，似乎在灰蒙蒙的天色里鼓起了一点点难以察觉的凸起，不知是即将萌发的幼芽，还是仅仅因为光线产生的错觉。就在这一瞥之间，那些日记里的字迹突然涌回眼前——那些歪歪扭扭、力透纸背的笔划，那些因为情绪波动而发抖的笔画，还有那些反复出现的句子： “我配不上他”“都是我的错”“我太累了”……
“是我。”他说。
声音很轻。轻得仿佛只是一片枯萎的叶子，在无人注意的角落，悄然从枝头坠落。但他知道，电话那头的老人一定听见了。因为他立刻听到了回应——那是一片突如其来的、深长的沉默。
那沉默延续得非常、非常久。久到他开始心跳如鼓，久到窗外的天色仿佛都在这寂静中凝固。久到他几乎要以为，老人会在这片沉默后断然拒绝；久到他预感到，老人会说出“不行”两个字；久到他觉得，自己刚才鼓起全部勇气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所有铺垫、下的所有决心，都会在这片无边无际的沉默里，无声地碎裂成齑粉。
“你？”老人终于再次开口了。声音里混杂着毫不掩饰的惊讶，浓重的不解，还有某种连说话者自己都未必能厘清的情绪。“你是……她的护士？”
“是。”丁禾苏回答道。他没有解释更多。他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不能直接说“因为我就是想守着她”，不能说“因为我没办法让她一个人面对这些”。他最终只能说“是”。他是她的责任护士。这是白纸黑字记录在案、无可辩驳的事实，也是在此刻，他唯一有立场、有资格宣之于口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