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雅红记事很早。

她记得的第一个画面，不是摇篮，不是奶瓶，不是母亲温柔的脸。

是血。

是母亲陈焉满脸的血，顺着下巴滴在灶台边沿，洇成一朵一朵暗红色的花。

那年武雅红大概三四岁，蹲在门槛上剥豆子。

父亲抡起一条扁担砸在母亲背上，母亲往前一栽，额头磕在灶台角上，血就那样流下来了。

父亲骂骂咧咧地走了出去，母亲扶着灶台慢慢直起身，没有哭，只是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血，然后转过头，看到蹲在门槛上呆愣着却满眼惊恐的武雅红。

母亲的眼神很冷，冷到武雅红打了个哆嗦。

“看什么看？”母亲说，声音嘶哑，“没见过你爹打你妈？没出息的东西。”

那是武雅红人生中第一段清晰的记忆。

后来她才知道，那一年母亲才二十二岁，还很年轻。

陈焉年轻时是十里八乡有名的美人。

这是武雅红从亲戚邻里的闲言碎语里拼凑出来的。

他们说，陈焉念书时成绩极好，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还会唱歌，嗓子很清亮。

如果不是那场运动，她本该是上大学的材料，最差也能在城里当个老师，嫁个读书人，过体面日子。

但命运没有给她体面。

土改那年，陈焉两岁，还不懂事。

她只知道后来家里的大人总爱拉着她说：“咱们陈家以前可是有大宅子的，你爷爷那辈，光书房就有三间。”

那些话像一颗种子，种在陈焉心里，长成了一棵叫做“我们本该不凡”的树。

树越长越大，根扎得越来越深，现实却越来越贫瘠。

她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去上学，成绩永远是班里最好的，老师夸她，同学羡慕她，她昂着头走过泥泞的村道，觉得自己和那些满身泥土的孩子不一样。

她确实不一样。

十七岁那年，她出落得亭亭玉立，梳两条乌黑的辫子，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走在路上，回头率比村里任何一个姑娘都高。

她有一个秘密——

她喜欢班长。

那是一个戴眼镜的斯文男生，品学兼优，又有礼貌。

他们会偷偷交换书看，她借给他《红楼梦》，他借给她普希金的诗集。

她本以为她们以后会有个结果。

然后，运动来了。

先是父亲被拉去批斗，挂着牌子跪在戏台上，台下的人往他身上吐口水，扔烂菜叶。

然后是弟弟，那个会画画，会写诗，笑起来很温柔的干净少年。

他被关进牛棚，出来时落下了病根，后来发展成尿毒症，死的时候还不到十五岁。

再然后，轮到她了。

那些人冲进教室，揪着她的辫子把她拖到操场上，说她“出身有问题”，说她“妄想再过小资生活”。

他们剪掉她的辫子，把墨水泼在她脸上，逼她跪在碎瓦片上认罪。

她不肯认，因为她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于是拳脚落下来，她趴在地上，鼻血流进嘴里，咸腥的。

游街那天，她被人押着，脖子上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小资狗崽子”三个字。

她低着头，看到自己的脚尖一步一步往前挪，看到路边的泥巴溅到裤腿上，看到有人朝她吐痰。

她听到有人在笑，有人在骂，有人往她身上扔臭鸡蛋。

她没有哭。

眼泪好像在某个瞬间被彻底烧干了。

高中没有念完就被迫辍学了。

家里的成分太差，没有学校敢收她。

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吃不喝躺了三天。

第四天，她爬起来，洗了把脸，对母亲说：“给我找个婆家吧。”

婆家是三代贫农，根正苗红，成分好得不能再好。

媒人说，男方老实肯干，就是家里穷了点。

陈焉说，穷不怕，只要不再过那种可怕的日子就行。

她嫁过去的那天，没有花轿，没有鞭炮，她穿着一件洗干净的旧衣裳，自己走到了夫家。

婆婆上下打量了她一番，撇撇嘴：“长得是好，可这细皮嫩肉的，能干农活吗？”

事实证明，她不能。

她握笔的手握不惯锄头，挑水肩膀磨出血泡，插秧速度比不上村里的妇人。

婆婆开始骂她，从“懒”骂到“没用”，从“没用”骂到“你这种出身的人就是娇气”。

几个大姑姐也跟着帮腔，阴阳怪气地说“地主家的小姐就是金贵”“咱们这种穷人家可养不起”。

丈夫呢？丈夫不说话。

他确实老实，老实到母亲被欺负时他只会蹲在墙角抽烟，老实到妻子被骂得狗血淋头时他只会闷声说一句“少说两句”。

他那时候还没开始打她，也从不为她说话。

那种沉默，比拳头更冷。

陈焉的精神，就是在那些年里一点一点碎掉的。

先是失眠，整夜整夜睡不着，盯着漆黑的屋顶，听老鼠在房梁上跑来跑去。

然后是幻听，总觉得有人在背后议论她，说她“不清白”，说她“活该”。

再后来，是控制不住的暴怒和崩溃。

她开始摔东西，摔碗，摔盆，摔一切能摔的东西。

她开始打孩子——打完又抱着孩子哭，说“妈妈不是故意的，妈妈太难受了，你原谅妈妈”。

武雅红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长大的。

她学会的第一件事，不是走路，不是说话，是看脸色。

她能从母亲眉毛的抖动，嘴角的弧度，呼吸的节奏，判断出下一秒是晴天霹雳还是短暂安宁。

她五岁那年，有一天傍晚，母亲忽然不见了。

父亲找了很久，最后在村后的坟地里找到了她。

她坐在一座荒坟边上，头发散乱，眼神空洞，嘴里哼着一支不知名的小调。

月光照在她脸上，像一层银白色的霜。

武雅红躲在父亲身后，探出半个脑袋看着母亲。

那一刻她觉得，母亲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飘在天上，再也落不下来了。

还有一次，她看到母亲蹲在院子里，手里捏着一只麻雀。

麻雀的翅膀被折断了一只，正在瑟瑟发抖。

母亲面无表情地看着它，然后，慢慢地，慢慢地，把麻雀的翅膀一片一片地扯了下来。

武雅红吓得叫出了声。

母亲猛地回头，看到她，愣了一下，随即把手里的死麻雀扔在地上，脸上浮现出一种奇怪的表情——

像是困惑，又像是委屈。

“我没干什么，”母亲说，“它自己死的。”

武雅红没有说话。

她低头看着地上那只血肉模糊的麻雀，又抬头看了看母亲的脸。

母亲的眼神里有一种她看不懂的东西，很多年以后她才知道，那叫“否认”——因为无法承受自己做过的事，所以选择相信自己没做过。

但那只麻雀的尸体是真实的，就像母亲额头上被父亲打破的伤疤是真实的，就像她自己身上那些被母亲掐出来的淤青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