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像没线的风筝，随处飘荡，传的人越多飞得就越高，不知道哪天就落到了自己头上。既然无法阻止谣言的传播，那就找一个风刮不到的地方。

那天晚上，当我提出不想在村小代课的想法时，妈妈选择了理解我。

刘老师的弟弟再也没有来找过我，但是那些闲话并没有随着他的离开而消散，它们像春天里的杂草，割了一茬，过两天又长出新的。

离放假还有一周，我每天掰着手指头数。既有即将离开是非之地的欣喜，又夹杂着对学生们的不舍。有学生下课后走到讲台边问我：“周老师，你下学期还教我们吗？之前来代课的老师都只教我们一学期。”我不想告诉他真相，也不愿说谎，摸了摸他的头，没有回答。

期末的那几天，我格外认真地给孩子们上了最后一堂课。没有告诉他们我要走，只是在黑板上多写了几句鼓励的话，在他们交上来的作业本里多夹了几张写了评语的小纸条。

放寒假的那天，送走最后一个孩子，我一个人站在操场上，把老槐树、旗杆、那三排土坯房，一一看了个遍。阳光很好，把这些破旧的土房子照得暖洋洋的，墙上的裂缝、老旧的木窗、屋顶上斑驳的瓦片，都被涂上了一层金黄的颜色，看着竟有些不真实的温柔。

在山里待了不到半年，我学会了站在讲台上不发抖，学会了跟山里的孩子打交道，学会了一个人在煤油灯下备课到深夜，也学会了被人误解的时候，不争辩，只是安安静静地收拾好自己，然后转身离开。

舅舅了解我的工作情况后，问我接下来的打算，我只说还想继续做老师。寒假过半时，妈妈带来了好消息。

“我跟教育局的直属领导谈过了，”妈妈说，语速比平时快，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他们同意让你下学期去乡上的中学试讲。如果讲得好，就留在那儿。”

“乡上的中学”这几个字在耳朵里打了个转，落进心里，沉甸甸的，又轻飘飘的。“要是讲得不好呢？”我问。

妈妈笑出声，笃定道：“你讲得好，我说过的，你天生就是当老师的料。”

那所乡中学离妈妈的学校很近，骑车要二十多分钟，但中间还是要经过一段难行的泥土公路，因此我还是得靠继父接送。

正月十五刚过，我就去了新的学校报到。我坐在车子后座，他在前面弓背骑车，谁都不说话。我早就习惯了这样的沉默，那根扎进肉里的木刺，不拔出来，即使不碰它，也会发炎、化脓。

乡中学比之前的村小要大得多。校门口种着一排被修剪成球形的万年青，叶子绿得发黑；一进门就是一条水泥路，路的尽头是教室，一排排青砖平房整齐排布；操场是水泥地，跑道上铺着一层煤渣，不再是之前那块黄泥地；篮球架上油漆脱落，露出底下褐色的木头；校园里回荡着学生们朗朗的读书声。

公开课安排在上午的第二节，初一（2）班的教室，课文是彭荆风的《驿路梨花》。

踏上讲台那刻，我听到自己的脉搏在耳膜上擂鼓——“咚咚，咚咚”，一下下敲击着我的心。讲台下坐着四十来个学生，黑压压一片，每个人的眼睛都好奇地看着我，教室最后一排坐着校长和几位老教师。

一节课结束，校长同几位老师开了会，一致同意让我留任。但考虑到我年纪小，另外安排一位有经验的数学老师和我搭班，他当班主任，我负责语文教学，同时兼任初二的生物。就这样，我又站上了新的讲台。

刚来的那些日子，学校的老师都很照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