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卡莱尔视角】

我不露痕迹地抽身，以工作的借口离开了家——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这么干。

天使卡莱尔一路上都在歇斯底里地谴责我，到最后，他说得口干舌燥，瘫坐在地上疲倦道：“卡莱尔，你是想毁掉这个家吗？”

明月高悬。皎洁的月色倾洒，透过挡风玻璃，静静落在我搭在方向盘上的左手。

戒指在清冷的月色下泛起一圈温润的光晕。

“I, Carlisle, take thee Esme to be my wedded wife, to have and to hold from this day forward, for better, for worse, for richer, for poorer,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to love and to cherish, till death do us part, according to God’s holy ordinance.”【注：引自西方经典结婚誓词】

我的声音低沉而庄严，仿佛仍回荡在教堂高耸的穹顶之下。白色的鸽子从上方掠过，振翅的回声裹挟着誓言穿越漫长的岁月，再一次抵达我的耳边。

还记得埃斯梅站在我面前，白纱垂落，目光温柔而坚定。也记得我自己——那样笃定，那样确信，宛若世上再没有任何事能让我偏离这条爱与责任的道路。

——直至死亡才能将我们分开。

——直至死亡。

我轻喃。

最终，我调转了方向盘。

·

我们的故事迎来了结局——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继续扮演着一个好丈夫的角色，日子按部就班。爱丽丝和贾斯帕时不时会从不同的国家寄来信件，字里行间都是关于旅途的趣事。罗莎莉和艾美特有时也会提起学校里的琐事——课程、比赛，那些对他们而言早已重复了无数次的“新生活”。

而关于贝拉的消息，我曾听罗莎莉偶尔提过几次。她过得很好，和朋友一起。

一切都回到了正轨——如果我没有在电影院撞见贝拉的话。

我曾在康奈尔大学系统性地进修过心理与精神医学，也曾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担任要职。在过往的行医生涯里，我见过形形色色的病人——崩溃的、疯癫的、逃避的、麻木的。因此，在重新遇见贝拉时，我便察觉出她的不对劲。

贝拉的整体情绪反应过于平整，提及重大情感事件时没有应有的回避或激惹，同时缺乏真正的触动。并且在整个交谈过程中，她始终没有询问任何与爱德华有关的细节，仿佛这个问题不存在于她的认知优先序列中。

这让我想起更早之前的事情。

记得爱德华离开的那天，贝拉的表现异常冷静。她接受事实的速度快得反常，没有任何情绪上的迟滞。而后面在餐厅时，她还短暂地出现过一次解离现象——当时爱丽丝一度怀疑她脑震荡了。

从生理学角度来看，人在遭遇重大心理打击时，大脑是极有可能被触发一种回避型的应急机制，通过暂时隔离情绪与痛感维持表面的理性与功能运转。只是，这种状态理应该是短暂的。

当所有零散的线索被拼合，我心里基本有了结论——贝拉患上了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我始终认为，精神层面疾病的危险性不亚于任何一种生理创伤。它就像是一颗嵌入体内的子弹。表面上出血被暂时压住，生命体征甚至可以恢复平衡——可如若不将子弹取出，它迟早会引发感染、内出血，然后在某个瞬间夺走生命。

我无法对此做到视而不见。

于是我拨通了埃斯梅的电话，并将该情况如实告知：“……贝拉她现在需要家庭的支持与关怀，否则——”

后面的话不言而喻。

“喔……喔，我们应当料到的……罗莎莉说贝拉很好时我就隐约感到不对……天呐，可怜的孩子。”埃斯梅在电话的那头长吁短叹，“……亲爱的，我们邀请贝拉明晚来家里做客吧。”

“好。”我挂断电话。

夜风刮得我脸颊生疼。我轻轻吐出一口气，却什么也没有凝成——我忘了，我早已不需要呼吸。

……

我无比庆幸自己选择了留下，也对如果一走了之的后果感到后怕。

当我挡在贝拉和杰西卡身前，面对那群混混时，怒火快要将我吞没。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有多想拧断他们的脖子，将残骸丢进深海，任由鲨鱼分食。

好在，还有挽回的余地。

劫后余生的贝拉和杰西卡，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反应。杰西卡在恐惧中崩溃，哭泣、颤抖——那是活着的人该有的反应。而贝拉依旧平静，平静得像一张空白的纸。

我多么希望她能像杰西卡一样，哪怕只是流露出一点脆弱——至少让我确认她仍然用力地……活着。

可她没有，仿佛没有什么能够真正击垮她。

她病了，病得很严重。

比怜悯更先一步到来的，是妒忌。虽然我很不愿意承认——可我，卡莱尔·卡伦，爱德华的父亲，埃斯梅的丈夫，却在这一瞬间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不甘、愤恨，与某种难以启齿的扭曲——为什么？贝拉，为什么？难道爱德华在你心中就如此重要，重要到你甘愿为他放弃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