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知节回到律所的时候，已经快下午两点了。他没有去吃午饭，直接上了十八楼，走进办公室，把门关上。他把那张写着周鹤鸣名字的纸条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桌上，盯着看了很久。

周鹤鸣。这个名字他在新闻里见过无数次。慈善晚宴、政协调研、企业颁奖。照片上的周鹤鸣永远是一副温厚长者的模样，头发花白，笑容得体，站在各种领导身边，谦虚得像一个刚入行的后辈。没有人会把这样一个人和洗钱、命案、二十年前的冤案联系在一起。但王秀兰写下了这个名字。她不敢说，但她写下来了。

樊知节拿起手机，给殷其雷发了一条消息。“王秀兰说周鹤鸣用鑫源公司走账。走什么账，她不肯说。”

殷其雷的回复很快。“我已经在查了。”

“查得到吗？”

“查不到。他的账太干净了。”

樊知节看着“太干净了”四个字。太干净了，就是问题。一个千亿资产的商人，账目干净到查不到任何问题，这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但查不到就是查不到，没有证据，什么都做不了。

“那接下来怎么办？”他问。

“等。”

“等什么？”

“等他犯错。”

樊知节把手机放在桌上，靠在椅背里。等。殷其雷等了五年，还在等。他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这个耐心。但他也没有别的办法。他不是警察，没有调查权，没有技术手段，没有人手。他只有一个律师的身份，和一张嘴。这两样东西，对付不了一个千亿富翁。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对面那栋楼。公安局的大楼灰扑扑的，窗户反射着下午的阳光，看不清里面的人。殷其雷就在那栋楼里，坐在那张什么都没有的桌子前，查一个查不到的人。樊知节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查周鹤鸣的。也许从五年前就开始了，也许更早。也许从他父亲死的那天，他就知道了这个名字。

樊知节转过身，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助理小周的分机。

“帮我查一下，周鹤鸣名下所有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还有他名下的慈善基金会，近五年的捐赠记录。越详细越好。”

小周在电话那头愣了一下。“周鹤鸣？那个周鹤鸣？”

“对。”

“樊律师，你要查他？”

“对。”

小周沉默了两秒。“好，我去查。”

樊知节挂了电话，坐下来，把那张纸条折好，放进口袋。他开始翻桌上的案卷，但一个字都看不进去。脑子里全是王秀兰说的那句话——“我跟他说，别查了。会死。”她跟他父亲说过这句话。九年前，他父亲去查这个案子的时候，有人警告过他。他没有听。一个月后，他死了。

樊知节把案卷合上，站起来，走到窗前，又走回来。他坐不住。他拿起手机，给殷其雷又发了一条消息。

“我父亲去翠屏小区之前，有人警告过他。‘别查了，会死。’”

殷其雷没有回复。樊知节等了五分钟，还是没有回复。他把手机放在桌上，去倒了杯水。回来的时候，屏幕亮了。

“谁警告他的？”

“王秀兰。”

“她说了什么？”

“她说我爸去找她，她跟我爸说了这句话。”

殷其雷又沉默了。过了很久，他才发了一条消息。“你父亲去找她的时候，已经有人盯上他了。”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一个月后就死了。王秀兰只是警告他的人，不是杀他的人。杀他的人，不会警告他。”

樊知节看着这行字，手指停在屏幕上方。他想反驳，但他知道殷其雷说得对。警告和杀人，是两拨人。一拨人想让他停下来，一拨人想让他永远停下来。他父亲没有听第一拨人的话，所以第二拨人动了手。

“那王秀兰是哪拨人？”他问。

“第一拨。”

“她背后的人是谁？”

“不知道。但她活到了现在。说明她背后的人，不想杀她。”

樊知节放下手机，把水杯端起来，喝了一口。水已经凉了。他站在窗前，看着对面那栋楼。殷其雷的办公室里，那盏台灯应该还亮着。那个人坐在灯下，查着查不到的东西，等着等不到的证据。

樊知节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了他父亲？为了正义？为了不让更多的人死？也许都有，也许都不是。也许他只是不知道除了查下去，还能做什么。

樊知节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他是律师，他习惯赢。但这个案子，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赢，甚至不知道赢了是什么样。把周鹤鸣送进监狱？他没有证据。替他父亲翻案？他父亲的案子连案卷都没有。找到顾想？那个人消失了二十年，像一滴水融进了大海。

手机震了一下，是殷其雷的消息。

“你父亲去找王秀兰的时候，还见了谁？”

樊知节想了想。“我不知道。他只留了一个地址。”

“那个地址不是王秀兰的。王秀兰在柳河镇。”

樊知节愣了一下。他父亲留下的那张纸上，写的是翠屏小区的地址。不是王秀兰的地址。他父亲去找王秀兰，但纸上的地址不是王秀兰的。他去翠屏小区见了另一个人。那个人是谁？他拿起手机，打了几个字，又删掉了。他不知道该问什么。问了也得不到答案。

“你能查到那个房子的通话记录吗？”他问。

“不能。没有案子，没有调查令。”

“那我能做什么？”

“等。”

等等等，怎么又是等。樊知节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他把手机放在桌上，仰头靠在椅背里。天花板上有一盏灯，没有开，灯罩里落了一只死虫子，黑黑的，小小的，不知道死了多久。他看着那只虫子，忽然觉得自己和它没什么区别。都在一个出不去的房间里，等着什么，不知道在等什么。

他站起来，走出办公室。电梯下楼，穿过大厅，走出明德律所的大门。马路对面就是公安局。他站在路边，看着那栋灰扑扑的大楼，看了很久。然后他穿过了马路。

他走进公安局大厅的时候，前台的民警拦住了他。

“找谁？”

“重案队，殷其雷。”

“预约了吗？”

“没有。”

民警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分机，说了几句，然后挂了。“殷队长让你上去。五楼。”

樊知节上了五楼，走到重案队办公室门口。门开着，殷其雷坐在最里面那张工位上，面前摊着几张纸。他听到脚步声，抬起头，看了樊知节一眼，没有说话。樊知节走进来，在他对面坐下。

“你来干什么？”殷其雷问。

“等。”

殷其雷看着他，没有接话。

“你让我等，”樊知节说，“我在这里等。”

殷其雷低下头，继续看那几张纸。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的嗡嗡声。老赵不在，其他人也不在。整个重案队好像只剩他们两个人。樊知节坐在那张硬椅子上，看着殷其雷。台灯的光打在他脸上，把眉骨的阴影投在眼窝里。他的手指夹着一支笔，在纸的边缘写了一个字，划掉了，又写了一个。

“你在写什么？”樊知节问。

“报告。”

“什么报告？”

“上个月的结案报告。快到期了。”

樊知节看着他。这个人查着一个二十年前的案子，手里还有上个月的结案报告没写完。他活在两个时间里，一个在过去，一个在现在。过去那个他查不到，现在这个他不想写。

“你每天都这样吗？”樊知节问。

“哪样？”

“坐在这里，查查不到的东西。”

殷其雷放下笔，靠在椅背里，用那一双如猎鹰般的眼睛盯着他。“你想问什么？”

樊知节想了想。“我想问你，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案子可能查不出来。”

“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