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推测？”

殷其雷没有回答。他看了一眼窗外，天已经快黑了。

“樊知节，”他说，“你要想清楚。你查这个案子，不是因为你是律师，是因为你是你父亲的儿子。你查到最后，可能什么都查不到。也可能查到了，但你不能把它拿到法庭上。因为它不是证据，是命。”

樊知节看着他。殷其雷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没有表情。不是没有感情，是把感情压到了很深很深的地方，深到你看见了他的眼睛，却看不见他的底。

“我知道了。”樊知节说。

“你还想查？”

“想。”

殷其雷从抽屉里拿出一把钥匙，放在桌上。

“这是什么？”

“你父亲寄存物的柜子钥匙。”殷其雷说，“五年前档案室起火之后，所有没被烧掉的案卷和物证都被转移到了新的档案室。你父亲当年提交给法院的证据，有一部分留存在那里。我查过了，里面有一个信封，写的是你的名字。”

樊知节看着那把钥匙，没有拿。

“你什么时候查到的？”

“三年前。”

“三年前你就知道有东西是留给我的？”

殷其雷犹豫了一下，叹了口气:“是。”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

殷其雷看着他，没有回答。

樊知节忽然懂了。不是不想给，是不敢给。三年前，殷其雷不知道樊知节是谁，不知道他是敌是友，不知道他会不会在拿到东西之后消失，不知道他是不是和这个案子有关的人。

他等了三年，等到顾梦死了，等到樊知节自己找上门来，等到他确认这个人不是来送死的、是真的要查。他才把钥匙拿出来。

“你不怕我现在拿了东西就跑？”

“你会吗？”

樊知节没有回答。他把钥匙拿起来，攥在手心里。铁的，很凉。

“档案室在哪？”

“岚城档案馆，三楼。周一到周五，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

樊知节把钥匙放进口袋，站起来。

“殷其雷。”

“嗯。”

“你为什么查这个案子？”

殷其雷看着他。“你说呢？”

樊知节没再问。他转身走了出去。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侧过头。殷其雷还坐在那里，台灯的光打在他脸上，没有表情。

他走出公安局大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岚城的夜晚来得很快，路灯刚亮起来，橘黄色的光照在湿漉漉的地面上。

他站在台阶上，把那把钥匙从口袋里拿出来，看了一眼。钥匙上贴着一张很小的标签，上面写着一串编号。他没有看编号，他在看那张标签。纸已经发黄了，边角翘起来，贴了很久。

殷其雷说三年前就拿到了这把钥匙。三年前，他二十四岁，刚成为明德律所最年轻的合伙人。他以为自己的人生已经走上了正轨，父母死了，案子赢了，钱赚了，以后只会越来越好。

他不知道的是，三年前，有一个他不认识的人，坐在公安局五楼的办公室里，手里攥着一把写着他名字的钥匙，犹豫要不要给他。

樊知节把钥匙收好，走下台阶。

他没有打车，没有坐地铁，他走路。从公安局到他的公寓，走路要四十分钟。他走了四十分钟。一路上他什么都没有想，只是走路。风很凉，街上人很少，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

他走过一条街，又走过一条街。拐了两个弯，过了一个红绿灯。路上的车越来越少，行人也越来越少。他的公寓在岚城的老城区，楼房不高，路边的梧桐树刚长出叶子，在路灯下是嫩绿色的。

到了公寓楼下，他没有立刻上去。他在楼下的便利店买了一罐咖啡，站在门口喝完，把空罐子扔进垃圾桶。然后他拿出手机，给殷其雷发了一条消息。

“明天去档案馆。”

发出去之后，他等了几秒。没有回复。他把手机揣进兜里，上了楼。

进了门，他把钥匙放在餐桌上，去洗了澡。出来的时候手机亮了，殷其雷的回复。

“嗯。”

一个字。

樊知节把手机放在桌上，关了灯，躺到床上。

明天要去档案馆。那把钥匙在餐桌上，他闭上眼睛，把那十三页残页的内容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案件基本情况、现场勘查记录、顾海洋的供述、两个女孩的证言、收养记录、财产情况、那页手写的问答、死缓的建议。

他把每一页的内容都过了一遍，一个字一个字地过。不够。这些远远不够。被烧掉的那部分卷宗里，一定有更多东西。他父亲留在档案馆的那个信封里，也一定有更多东西。

他翻了个身，想起殷其雷说“看过的人都死了”的时候，声音很平。说“没有案卷”的时候，也很平。这个人说话从头到尾都是平的，像一条没有起伏的线。樊知节见过很多这样的人，证人在法庭上说谎的时候，声音会往上走；说真话的时候，声音会往下沉。

但殷其雷的声音不走也不沉，就是平的。你从他的声音里听不出任何东西，只能从他说的内容里猜。他说“我父亲是第一种”的时候，内容告诉樊知节他父亲死了。他说“怕你死了”的时候，内容告诉樊知节他在乎。不是声音在说，是词在说。

樊知节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房间里很暗，窗帘拉得严实，什么都看不见。他松了松身子，翻了个身，把那十三页残页又过了一遍，然后闭上眼睛，安安静静地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