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婉晴是在一个下着细雨的清晨被推进产房的。

那天是十一月十七号，预产期提前了整整十天。凌晨三点多她被一阵剧烈的疼痛惊醒，那种痛和她之前做过的所有心理准备都不一样——不是钝痛，不是胀痛，而是一种从骨缝里往外撕扯的、让人恨不得晕过去的剧痛。她抓着床单，指甲嵌进布料里，咬着嘴唇发出一声压抑的呻吟。保姆听到动静跑进来，看到她的脸色，二话不说打了120。

急救车的灯光在小区楼下闪烁，红蓝交替的光映在湿漉漉的路面上，像某种不祥的预兆。苏婉晴被抬上担架的时候，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沈念舟在哪里？

她给他打了电话。响了六声，没人接。她又打了一遍，这次是忙音。她发了一条消息：“我要生了，在市妇幼。”消息显示已发送，但始终没有变成“已读”。

苏婉晴不知道的是，沈念舟的手机在那天凌晨被他自己摔碎了。不是故意的——是另一个“他”摔的。那个“他”在看到“我要生了”四个字的时候，忽然暴怒，把手机砸向墙壁，然后倒在床上，像被抽空了一样，睁着眼睛躺了很久。

他醒来的时候，只记得自己睡了一觉，手机摔在地上，屏幕碎了。他不记得自己为什么摔了它。

救护车在凌晨空旷的马路上疾驰，苏婉晴躺在担架上，手放在隆起的肚子上，感受着子宫一阵比一阵强烈的收缩。随车的护士握着她的手，轻声安慰她：“别怕，很快就到了。”苏婉晴点了点头，眼睛却一直盯着手机屏幕。那条消息依然是“已读”的灰色小字，没有变成蓝色的“已读”。

他在睡觉吗？还是故意不接？

还是……他根本就不在乎？

这个念头像一根针，扎在她心上最柔软的地方。但疼痛很快就把这根针淹没了，宫缩的频率越来越密，间隔越来越短，她感觉自己整个人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攥住，反复地拧，拧到她觉得自己要被拧碎了。

到了医院，她被推进了待产室。护士给她做了检查，说宫口已经开了五指，要尽快进产房。苏婉晴被转移到产床上，双腿架在冰冷的支架上，头顶是无影灯，白光刺眼得让她想闭眼。助产士在她身边忙碌着，给她量血压、绑胎心监护仪、准备接生的器械。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像一条流水线，而她只是这条流水线上一个正在被加工的产品。

她又看了一眼手机。还是没有回复。

“你的家属呢？”助产士问，“需要签字。”

苏婉晴张了张嘴，想说“我老公在路上”，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她说：“我自己签。”

助产士看了她一眼，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同意书递给了她。苏婉晴握着笔，在“患者签字”那一栏歪歪扭扭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笔尖划过纸张的时候，她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和额头上渗出的汗混在一起，咸涩的液体滑进嘴角，她尝到了自己眼泪的味道。

原来生孩子的时候，眼泪是咸的，和平时一样。

那个孩子折腾了她整整六个小时。

从凌晨四点到上午十点，苏婉晴在产床上经历了人生中最漫长的六个小时。她喊过，哭过，求过医生给她剖腹产，但助产士说她的条件很好，可以顺产，让她再坚持一下。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撑过来的，只知道最后那一下，当她用尽全身力气把那个小生命从身体里推出去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然后是一声响亮的、中气十足的啼哭。

“是个男孩，”助产士笑着说，“六斤八两，很健康。”

苏婉晴浑身虚脱地躺在产床上，汗水把头发浸透了，一缕一缕地贴在她脸上。她听到那声啼哭，眼泪又涌了上来，这次不是因为疼，而是因为一种她从未体验过的、汹涌的、几乎要把她淹没的情感。那个小小的、红红的、皱巴巴的生命被放到她胸口的时候，她感觉自己的心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撞得她整个人都在颤抖。

她低下头，看着那张紧闭着眼睛、小嘴一张一合地哭着的小脸，忽然想起了一句话——“孩子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以前她觉得这句话很俗，现在她觉得这句话太轻了，轻到不足以形容那种血肉相连的、骨子里长出来的、无法割舍的牵绊。

她在这个世界上，终于有一个真正的、完全的、只属于她的人了。

但那个人，同时也是沈念舟的。

产房门被推开的时候，苏婉晴以为会是沈念舟。她已经想好了要说什么——或者什么都不说，只是把那个孩子递给他，让他看看他们的儿子，看看这个有着他眉眼的小生命。也许他看了就会心软，也许他看了就会想起她这段日子受的苦，也许一切都会好起来。

但走进来的人不是沈念舟。

是方念。

方念穿着一件米白色的风衣，手里提着一个保温袋，脸色有些苍白，眼底有淡淡的青色。她走进来的时候，目光先落在苏婉晴身上，又落在她怀里的婴儿身上，停顿了一瞬。

“你怎么来了？”苏婉晴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

方念把保温袋放在床头柜上，打开，从里面端出一碗还冒着热气的鸡汤。“我早上看到你发的朋友圈了，”她说，“猜你应该在这家医院。鸡汤是我自己炖的，别嫌弃。”

苏婉晴看着那碗鸡汤，愣住了。她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发了朋友圈，也许是凌晨等宫缩的时候迷迷糊糊发的，只写了两个字“要生了”。她没想到第一个赶来的，会是方念——那个被她伤透了心、几天前还在她家里哭着质问她的方念。

“沈念舟呢？”方念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