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秃鹫?”
“嗯。”
桑杰把骨笛放在膝盖上,用一块布擦拭表面。新刻的孔洞边缘还有一些毛糙,他用细砂石一点一点打磨。
“我舅舅走之前,把这根骨头给我。他说,等我走的时候,让旦增吹它。”
徐云深看着那根骨笛,忽然意识到这根骨头可能来自什么。它曾经是某个动物的身体的一部分,现在它是一个声音的容器。而将来某一天,它会成为一个信号——告诉天空,桑杰准备好了。
“旦增知道吗?”
“知道。他怕吹不好。”
“你会教他吗?”
“会。”
桑杰站起来,把骨笛放在石屋里面的木架上,和其他东西放在一起——磨刀石、皮袋、那把他用血喂养的弯刀、一叠还没画完的画布。
“但他不能只学吹笛子。他还要学怎么不害怕。”
“你怕过吗?”
桑杰站在木架前,背对着徐云深。
“怕过。师父走的那天。”
“他走了以后呢?”
“怕就没有了。”
桑杰转过身,琥珀色的眼睛在昏暗的石屋里像两块被反复冲刷过的石头。它们不是一开始就这么空的。是经历了太多场告别之后,一点一点被掏空的。
“怕要用掉的东西。用完了,就没有了。”
傍晚,天色忽然变了。
高原的天气变化是没有预兆的。刚才还是明亮的午后阳光,转眼间西北方向涌起一大片铅灰色的云,速度快得像是有人在天空之上拉开了一道帷幕。风跟着起来了,不再是那种沉默的、只有存在感没有声音的风,而是带着低沉的呼啸,卷起地面的沙石和枯草。
次仁老者在村口喊了一声什么,藏语,徐云深听不懂,但他能看懂所有人突然加速的动作。妇女们把晾晒的牛粪饼往屋里搬,孩子们被叫回家,羊群被赶进圈里。旦增从村子另一头跑过来,帮桑杰把石屋门口的杂物收进去。
“要下雪了。”
桑杰站在门口,看着那片正在逼近的云。
“不是九月吗?”
“九月。冈仁波齐的九月,什么都会有。”
雪花来的时候,不是一片一片地飘,而是整片天空忽然变成白色。不是浪漫的白色——是那种密到几乎看不见对面的白色。气温在不到半小时内下降了十几度,徐云深裹着冲锋衣和桑杰给的牦牛毡子,蹲在石屋里的火堆旁,还是冷得发抖。桑杰把石门关上了。屋里只剩下火光和黑暗,以及外面隐约传来的风声。
“这样的大雪,会下多久?”
“一夜。或者一天。或者三天。”
桑杰把水壶架在火上,又往里面加了一块酥油。今晚的酥油茶比平时浓,咸味也更重——他知道这是高原上对抗寒冷最直接的方式。
“以前有外面的人被雪困在这里吗?”
“有。你父亲。”
徐云深愣住了。
“那年也是九月。”桑杰把茶倒进碗里递过来,“雪比今天大。困了七个人。四天。你一直哭。你父亲抱着你,在火堆旁边坐了一整夜。”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桑杰沉默了一会儿。
“因为师父把你的帽子给了我。”
“什么?”
“你的红色帽子。你走的时候忘了拿。师父说,外面小孩的东西,你留着。以后会有人回来找。”
徐云深想起那张照片。照片上他确实戴着一顶红色毛线帽——正在哭,帽子歪了,快要掉下来。他从来不记得那顶帽子,也不记得自己曾经忘在什么地方。
“帽子还在吗?”
桑杰站起来,走到石屋最里面的角落,从一堆叠放的氆氇下面翻出一个小木盒。木盒很旧了,漆面已经斑驳,但被擦拭得很干净。他打开盒子,里面放着一顶褪了色的红色毛线帽,叠得整整齐齐,旁边还有一样东西——一张黑白照片。
徐云深接过帽子。毛线已经变硬了,颜色从鲜红褪成暗粉,但保存得很好。没有虫蛀,没有霉斑。有人一直在照顾它。
然后他拿起那张照片。不是他父亲拍的——照片上是他父亲。年轻的徐怀远站在冰川前,穿着地质队的蓝色工装,对着镜头笑。身后是普布村的村民们,比他昨晚看到的那张黑白合照里的人更多。父亲站在正中间,一只手搭在一个少年肩上。少年大约十二三岁,表情认真,眼神清亮——是桑杰。不是现在这个沉默的、被高原的风打磨得满脸棱角的桑杰,是一个还会紧张的、还没学会怎么把害怕用完的少年。
“这张照片……”
“你父亲留给师父。师父留给我。”
徐云深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一行字,用钢笔写的,笔迹已经变淡,但还能辨认出来。是父亲的笔迹——他认得的,那是父亲在考察笔记本上写了几十年的字,工整,略带倾斜。
“普布村。1998年9月。桑杰,谢谢你的酥油茶。”
就这么一句话。没有更多。但徐云深看着那几个字,忽然觉得嗓子里堵了一团东西。父亲是个沉默的人。在家里几乎不说话,饭桌上永远在翻他的地质图。他的情感表达方式就是——没有表达。但他记得一碗酥油茶。他记得一个少年的名字。他把照片洗出来,在背面写了字,交给了少年的师父。他做的这些事,没有一件是需要被儿子知道的。他也确实没有让儿子知道。
“你父亲,是一个好人。”桑杰说。
“你怎么知道?”
“他喝完茶,自己把碗洗了。”
桑杰说这句话的时候,表情是认真的。不是开玩笑。在这片高原上,“好人”的标准可能就是这样——喝完茶自己洗碗。不对别人造成多余的麻烦。尊重每一碗酥油茶的温度。
外面的雪还在下。风声更大了,石屋的木门被吹得微微震动。火堆里的牦牛粪烧得正旺,发出一股干燥的、带点草香的气味。徐云深把红色毛线帽放在膝盖上,手里握着那张照片。他忽然觉得这间石屋不像五天前那么陌生了。那些满墙的秃鹫画像不再只是某种异质文化的符号,它们是桑杰的师父画的,是师父的师父画的,是一代一代天葬师用画笔记录下来的生死。那根骨笛不只是乐器,它会在某一天响起,召唤秃鹫,送走现在坐在他对面沉默地喝着酥油茶的人。这顶红色帽子不只是遗物,它在桑杰的木盒里等了二十年,等一个回来找它的人。
“桑杰。”
“嗯。”
“如果我父亲还活着,他会想再来的。”
桑杰喝了一口茶。
“那你替他来了。”
雪下了一整夜。次日清晨,徐云深推开石门的时候,整个普布村变成了一片白色。不是那种浅浅的、还能看到地面的薄雪,而是真正的、没到小腿肚的积雪。冈仁波齐在雪后的阳光中呈现出一种令人窒息的洁白,和天空的蓝色切割出一条利落的、锋利的轮廓线。空气冷到了极点,但冷得干净,冷得让人清醒。
桑杰站在不远处,正在清理门口通往泉水的路。他的藏袍下摆被雪打湿了,手里的木锹一下一下地铲起雪块,堆在路边。旦增也在,清理着通往天葬台方向的山路。远远的,徐云深听到一个声音——是骨笛。桑杰昨晚做好的那支,被旦增吹响了。他吹得不太熟练,音断了几次,但在雪后的寂静里,那个低沉而悠远的声音传出去很远很远,仿佛整个山谷都在回应。
徐云深站在石屋门口,看着远处天葬台的方向。那里被雪覆盖着,什么都看不清。但他知道秃鹫还在那里,蹲在岩石上,等着。他忽然想起桑杰说的话——“等雪”。不是等雪来,是等雪停。等雪停了,那些被雪覆盖的路才会重新露出来,人才可以继续往上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