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里暖气烧得很足，和走廊是两种温度。刘海涛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几个文件夹，手边放着一杯凉透了的茶。窗户外面是灰白色的天，没有任何变化。

祁柏酒在门口站了两秒。刘海涛没抬头，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他坐下。

“上面批了，”刘海涛撑着手翻看着文件，头都没抬地说，“但不是调令。是有条件地借调。”

“什么条件？”

“你去了，要服从首都塔的安排。那边的体系和这里不一样——他们有完善的制度和严格的要求。”

祁柏酒等着他往下说。

“首都的情况，你看到的照片只是一小部分。”刘海涛把文件夹合上，推到一边，他从桌上的铁盒里抽出一根烟，没有点，只是拿在手里转了一下。“平原，周围没有山，没有缓冲，丧尸潮一旦涌入，四面八方全是路。当初病毒顺着地铁一个小时内就铺满了全城，早晚高峰，几百万人同时接触感染。”

他顿了顿。

“他们清城的方式就是炸。不论有没有幸存者，全部炸死。现在的领导者换了，风格也变了，很激进。你去了，他们不会把你当新人慢慢培养。你要有准备。”

“……而且丧尸在变异。首都有研究室专门研究这个，他们比我们更清楚那些东西现在是什么样，可能也在做一些不是那么合规的实验”

“祁柏酒。”刘海涛忽然叫了他的全名。

祁柏酒抬起头，他刚才在走神。

这种叫法让他想起父亲。在饭局上介绍他——“这是犬子，祁柏酒。”在书房里准备训话之前——“祁柏酒，过来。”都是叫全名，像点名一样。

十四岁，在饭局上走神，没听见父亲叫他。回家以后父亲没有骂他，只是让他站在书房里，然后继续看自己的文件。他连自己站了多久都不知道，只是双腿发麻，快失去知觉，整个人都在颤抖，寒意从脚底板窜到头顶。看着父亲批改了一晚上文件。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在饭局上走过神。

这不是亲近，而是提醒，提醒他把注意力收起来，用最完美的姿态应付后面的事

“到了首都，你代表的不是你自己，”刘海涛说，“是这座塔。”

“我知道。”他知道这种时候应该笑一下，于是他笑了。

等正事谈完，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在床边坐着。

刚才刘海涛叫他的时候，有一瞬间的熟悉。他从十四岁起就在练习怎么在这种人面前不紧张。

有用，他想。那些训练没有白费。

第二天一早，他开始收拾行李。

其实没什么可收拾的，塔发下来的箱子要回收回去，他只带了几件换洗衣服，那盒打开的烟，还有塔里最近七七八八发下来的各种零碎。

拉开书包，书包很新，他上学几乎不需要，是某个牌子，他忘记了，高考庆功宴上某位父亲的同僚送的，当初包里装了一些纪念钞和绝版邮票，那是给父亲的，这个书包是送给他的。

祁柏酒把为数不多的几样东西塞进背包。手指碰到夹层里一个硬东西，翻出来一看，是一枚校徽。大学校徽。他都想不起来自己什么时候放进去的了，大概是随手塞的，然后就忘了。

他把校徽翻过来，看着那个已经有些褪色的校名。他千里迢迢从潮市跑到津市上学，有父亲的授意，也有他自己的私心，他想离父亲远远的，离家远远的。

那年他高考成绩很好，好到可以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他把志愿表拿回家，父亲只看了一眼，放在桌上，说了一个学校的名字。不是商量，是通知。

“离首都近，”父亲说，“对你以后有好处。”

他点头答应，因为这正顺了他的心意。

不过这所大学与父亲的人脉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进入这所学校，既是一种资源的继承，也是一种无形的枷锁。虽然离开了家，但这里无数人的目光都在告诉他：不，你没有逃走，你仍在父亲的掌控之中。

就算自己不去主动联系父亲，他在这里的每一个表现，都可能通过隐秘的渠道传回父亲耳中。

他不意外，也没有生气。父亲就是这样的人。

这所学校不追求综合排名，在各种高校榜单上毫不起眼。但进入其中就意味着踏入了一个特定的圈子。

曾经这座城市是政治中心，如今这座城市是北方的工业重镇，学校位置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考量：既靠近权力中心，又保持一定的间隔。

父亲说这叫“务实”。

祁柏酒后来想，这不叫务实，这叫不浪费任何一点资源，包括自己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