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点，赵玉梅回到地下室，蜷缩在床上。她的嘴角有血，脸上有泪痕，胳膊上青紫了一大片。她坐了很久，然后拿起手机，犹豫了很久，拨了一个号码。

电话接通了。她开口说：“妈，是我。”声音很小，很轻，像是怕被人听到。

电话那头说了什么。

她说：“我没事，就是想你了。你身体还好吗？药按时吃了吗？”

停顿。

“我挺好的，别担心。工作不累，吃得好，住得也好。老板对我很好。”

停顿。

“儿子呢？他……学习还跟得上吗？大学的课难不难？”

停顿。

“那就好。让他好好学，别担心钱，妈有钱。”

停顿。

“妈，我……我想你了。过年我一定回去。今年一定回去。”

她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在枕头下面，躺下，拉过那条洗得发白的毯子，盖在身上。她睁着眼，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是水泥的，没有粉刷，有一道裂缝从墙角延伸到灯口。她看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钱先生又去了地下室。这一次，监控没有声音。画面里，他站在门口，赵玉梅站在床边，两个人面对面。他的嘴在动，在说什么。赵玉梅低着头，不说话。他伸出手，掐住了她的脖子。

她挣扎了。她的手脚在空中乱抓乱踢，踢翻了床边的水桶，水洒了一地。她的指甲在他手背上留下了几道血痕。他的脸涨得通红，青筋暴起，手上越来越用力。她的挣扎越来越弱，越来越慢，像一部电量耗尽的机器，齿轮慢慢停止了转动。

她的手垂了下去。她的头歪向一边。她的身体靠着墙，慢慢地滑下去，像一摊被融化的雪。他松开手，站在那里，喘着粗气。他低头看着她的尸体，愣了几秒，然后转身走了出去，门没关。

地下室的光线很暗，只有一盏白炽灯泡，发出昏黄的光。那光照在赵玉梅的脸上，照在她半睁的眼睛上，照在她嘴角那道干涸的血痕上。她死了，死在距离儿子千里之外的地下室里，死在那个她以为“老板很好”的谎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