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七天，林见微几乎住在了陈修远的实验室里。那是数学系那栋旧楼最顶层的一间小实验室——说是实验室，其实就是一间只有两张桌子、几台旧电脑和一个白板的房间，窗户朝北，能看到那棵广玉兰的树冠。以前只有博士生用，陈修远给了她钥匙，说这段时间归你了。

她每天早上七点来开门，晚上十一点锁门离开。白板上画满了博弈树，不同颜色的记号笔代表不同类型的均衡——蓝色是分离均衡，红色是混同均衡，绿色是半分离均衡。每一条路径从创始人发送信号开始，分叉到投资人接收信号、更新信念、选择行动、最终收益实现。有些分支延伸得极长，画到白板边缘不得不拐弯，旁边的标注密密麻麻挤在一起。

电脑屏幕上开着三个窗口：左边是统计软件，用来处理何姐发来的脱敏数据——几百个早期融资项目的对赌条款执行情况，包括行业、轮次、对赌类型、完成率、违约后果。中间是论文草稿，她写了改、改了写，每一版都从头到尾通读，把不够严谨的假设用红笔圈出来。右边是一个空白文档，用来随时记录推导中遇到的问题——假设条件是否需要放宽、样本是否存在幸存者偏差、反向因果如何排除。她在三个窗口之间反复切换，每次跑完一组数据就在白板上画一个新的分支，或者擦掉一条被证伪的路径。白板擦放在窗台上，旁边是陈修远给她备的记号笔——黑色、红色、蓝色、绿色，每支笔帽上都咬着她牙印，她思考时习惯咬笔帽，这个习惯从小就有。

第一天她工作了十多个小时，只在下午三点去食堂吃了一碗面，加了一个卤蛋。她把面端回实验室吃，吃到一半时盯着白板上的某一个分叉走了神，筷子悬在半空，面条凉了才回过神来。那天晚上她推到了凌晨，白板上画满了博弈树的分支，蓝色和红色的记号笔交错缠绕，像一张巨大的电路图。

第二天何姐把脱敏数据发到了她邮箱。数据量比她预期的大——几百个项目，涵盖了她和何姐讨论过的所有关键变量：对赌条款类型、完成率、后续融资情况、创始团队变动。她花了几乎一整个下午做数据清洗，剔除异常值、标准化变量口径，手边除了电脑和草稿纸，还有她从帆布袋里翻出来的那把旧算盘——数据核查做到最繁琐的地方，手指会不自觉地拨几颗珠子。她发现很多项目的对赌条款在设立之初就存在系统性偏差——投资人倾向于设置过高的业绩目标，不是因为预期创始人能达到，恰恰是因为预期创始人达不到，从而触发股权补偿。这个发现让她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对赌条款的信号功能可能被高估，惩罚功能可能被低估。写完之后她在这行字旁边画了一个小方框，然后继续处理数据。

第三天她卡在了一个关键推导上：当投资人也能发送信号时，均衡解不再是唯一的。她的模型预测了三个可能的均衡——分离均衡、混同均衡、以及一个她暂时无法严格定义的中间状态。她试着用数值模拟跑了几组参数，结果不稳定，在不同参数设定下收敛到不同均衡。她盯着屏幕上那些来回跳动的曲线，铅笔在指间转了好几次，忽然想起大二那年第一次旁听陈修远的《博弈论基础》，他讲分离均衡时说过一句话：低质量的类型之所以不敢模仿高质量的类型的信号，是因为模仿的成本太高。她在笔记本上重新推了那一刻的均衡条件，从成本函数入手，把投资人的信号也放进成本结构里——如果能证明在某些参数区间内投资人的信号成本趋近于零，那么混同均衡就会占据主导。她从头推了一遍，每一步都写上详细的理由。推完之后她盯着最后那个结论看了很久，然后在旁边画了一个问号——不是不确定，是需要明天用实际数据验证。

第四天是周六，整栋数学楼只有她一个人。走廊里的声控灯一盏接一盏地灭了，只有实验室的灯一直亮着。她开始写论文的实证部分，把数据跑出来的结果和理论模型的预测进行对比。大部分结果符合预期，但有一组数据始终对不上——那组数据里的项目集中在智能制造领域，对赌完成率显著高于其他行业。她想不出原因，试了好几种解释变量都不显著。她停下来，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脑子里闪过很多画面——纺织厂车间的机器停下来，父亲修不好那台收音机，母亲在旧日历背面一笔一笔记下每一分钱。然后她睁开眼睛，重新看了一遍那些项目的基本信息，发现这些智能制造项目的创始人平均持股比例远高于其他行业。她把创始人持股比例作为控制变量加进回归模型，对赌完成率的行业差异消失了——不是行业特征，是股权结构特征。高持股比例的创始人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和更稳定的控制权，他们在签对赌条款时给自己留了更多余地。她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个发现，最后一句话是：决定对赌结果的不是行业，是谁掌握控制权。

写下这句话时她停了一下。因为这句话不止适用于对赌条款。她想起周庭深家里的那把没人敢坐的椅子，想起周正清在茶楼里说的“你还年轻，有些事将来会明白”，想起郑婉莹那张在机关会议室里端庄微笑的照片。她花了很长时间才想通这个道理——在一场博弈里，信号固然重要，但控制权才是决定结局的变量。而她这些年在那段感情里反复试图通过更努力的学业、更配合的态度、更优秀的表现来发送“我是合适的伴侣”的信号，却从来不去想自己有没有议价权。她没有——因为从一开始，她就不是坐在谈判桌上的人。决定权从来不在她手上。她把那行字圈起来，在旁边画了一个小方框，然后继续做敏感性分析。

第五天她开始写结论部分。窗户开着，春风吹进来，把白板上的记号笔吹得轻轻晃动。广玉兰的叶子已经长满了枝头，厚实发亮，在阳光里泛着深绿色的光。她写到傍晚时抬起头，看到夕阳把白板上的博弈树染成了橙色。她盯着那些分支和箭头看了很久，然后低头继续写。

第六天她完成了初稿。从头到尾通读了两遍，把不严谨的假设用红笔圈出来，在页边补了详细的推导过程。然后她把论文发给陈修远，附了一句话：初稿完成，请您批改。发完之后她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实验室的天花板上也有一条裂缝，从灯座延伸到墙角。她发现自己不管换到哪个房间，天花板上总有一条裂缝。

第七天陈修远把批改稿发回来。她打开文档，看到满篇的红笔批注——不是批评，是每一处都切中要害。假设条件的表述需要更精确，第三章的数据样本需要补充来源说明，结论部分有一个推论需要更稳健的检验。每一处都有详细的铅笔字批注附在旁边，字迹还是和以前一样细密工整，每个积分号都像艺术品。她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行只有两个字：很好。后面画了一个小方框。

她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她认识陈修远七年，从大一旁听他给大三开的《博弈论基础》，到旁听他给研究生开的专业课，到成为他正式的学生，到每一次论文批改、每一次助教工作、每一次他在办公室里把橘子糖放在桌角。七年，这是她第一次从他那里得到这两个字。他没有说过“你是我最好的学生”——他的“很好”后面画着一个方框。她把这个画了方框的论文放在文件夹最前面，然后关上电脑，拔掉电源，把白板上的博弈树擦干净。记号笔的墨水沾在手上，她去洗手间洗了很久才洗掉。镜子里的人头发有点乱，脸色很白，但眼睛里有光。

她走出数学楼时天色已经暗下来了。站在台阶上，回头看了一眼这栋旧楼。三楼的办公室灯还亮着——陈修远还没走。她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往宿舍走去。风吹过来，带着春天的暖意和远处食堂的油烟味。她深吸一口气，觉得这是这七天来她第一次真正呼吸。

回到宿舍后她把陈修远的批注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打开笔记本，翻到那张最早的便签——“我想用数学做真的事”，旁边是另一张只有两个字的便签：“收到”。她在这两张便签下面又贴了一张新的便签，上面只有一行字：第七天。模型收敛了。

贴上便签之后她坐回床边，看着墙上那三张便签发了会儿呆。她想起很久以前那个下午——大二暑假，她坐在数学系会议室的角落，听业界人士讨论企业融资结构的优化，听了一个下午。结束后她回到宿舍，在墙上贴了第二张便签。那些便签的主人当晚在陈修远批注过的那本书的扉页上加了一句话，这句话只有两个字，不是给任何人看的，是她自己给自己的回应。现在她在墙上贴了第三张便签，也是一个简单的句子，也不是给任何人看的。但这三张便签放在一起，她忽然发现它们构成了一篇论文最核心的三个部分——方向、反馈、收敛。七年前她问自己“我想用数学做什么”，七年后她用七天时间在实验室里证明了一个模型，也顺便证明了自己可以从任何东西里走出来——从纺织厂车间的倒闭里，从舞蹈教室熄灭的最后一盏灯里，从一段她花了很长时间才承认走不下去的感情里。她的导师在论文最后一页画了一个方框，那个方框比任何语言都重。

当晚她给苏晚发了条消息：论文写完了。苏晚秒回：所以你能出来吃饭了？学校门口新开了家烤肉，我请你。她说好。苏晚说你别一个人偷偷又去食堂，这次是真的肉，不是素鸡。她看着那条消息，笑了。然后她又给陆知遥发了条消息，一样的三个字：论文写完了。陆知遥回了一个字符：^_^。她看着那个笑脸，觉得这是陆知遥表达“我就知道”的方式。

第二天她和苏晚坐在新开的烤肉店里，烤盘上的五花肉滋滋冒油。苏晚一边翻肉一边说这七天我给你发了至少几十条消息，你回了几条你自己数数。林见微说我回了。苏晚说你回的是“嗯”、“好”、“在忙”。林见微夹了块肉放进她碗里，说这块最大的给你。苏晚低头看了看那块肉，然后又看了看林见微。“你以前从来不会把最大块的肉夹给别人。看来写论文确实能让人变好。”林见微没有回答。但她想，也许不是论文让她变好了，是这七天里她把所有走不通的路径都试了一遍，最后发现有些东西确实走不通，但有些东西确实是值得继续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