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祁山往西，路是一寸一寸坏下去的。

头两天还能走在官道上，黄土夯实，车轮碾上去只是微微发颤。道旁偶尔闪过一处村落，几缕炊烟从灰扑扑的屋瓦间升起来，鸡鸣狗吠隐约可闻。索鸣路过第一个村子的时候还在心里点评了一下：这家炊烟太细，看来存粮不多；那家鸡叫得太响，估计是只斗鸡。第三天开始，官道变窄了，窄到两匹马错身都要侧着走。第四天路边连个像样的村子都没了，只零星散落着几间被遗弃的土坯房，门窗空洞洞的，像是被人挖了眼珠子的脸。第五天，官道彻底没了，只剩下一条被驼队踩出来的土路，蜿蜒着钻进一眼望不到头的砾石滩。

索鸣在这一天停下了马。

这是他第一次看见真正的荒原。没有树，没有房，没有人，连飞鸟都没有。天地之间只剩三种颜色——灰的天，黄的土，和远处山脉顶上的一线白。那种白不是云，是祁连山终年不化的雪。风从山那边刮过来，没有遮挡，没有迂回，直直地撞在胸口上，撞得人喘不过气。索鸣被这阵风灌了一口，觉得自己的肺活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忍不住咳了两声，咳完之后还咂了咂嘴——这风里全是沙子，硌牙。

他把手从缰绳上松开，任由黄马低头去啃地上的枯草。黄马啃了两口就不啃了，抬起头发出一声很不满意的响鼻——那表情分明在说：你就给我吃这个？索鸣拍了拍马脖子，语重心长地说：“兄弟，将就一下，等到了玉门关我给你找好料。”黄马又打了个响鼻，听起来像是在讽刺他。

索鸣转过身朝来路望了一眼。汴京在东边，隔着上千里的路，隔着无数道山、无数条河。他在心里算了算日子——走了五天了。五天前他还在祁山围场里射野猪，穿着皇帝赐的狐白裘，百官侧目。五天后他一个人骑在荒原里，狐白裘被沙土扑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远看还以为他披着一块抹布。这世道变得比他翻书还快。来之前他还特意把狐白裘叠得整整齐齐放在行囊最上层，心想好歹是御赐的东西得好好供着——现在他觉得这件狐白裘最大的价值就是挡风，管它白不白。

他忽然觉得这是桩难得的好笑事，便当真笑了一声。笑声被风吞掉了，连回音都没有。荒原太大了，一个人的声音掉进去就像一滴水掉进沙子里，滋一声就没了。索鸣不信邪，又笑了一声，这回笑得更响了些——结果还是一样，连回音都没有。在这地方说个笑话也只有老天能听见，而老天显然不觉得好笑。

“行吧。”他自言自语，拨转马头继续往西走。马蹄踏在沙土里发出沉闷的声响，每一步都陷进去再拔出来，拉出一道断断续续的沙线，很快被风抹平了。仿佛这场旅途在沙子上留不下任何痕迹，倒是沙子不停地往他鞋里钻。

越往西走，路越不像路。他经过一座废弃的驿站——土墙还在，墙上嵌着生铁打的拴马环，门板却没了，窗户是一个黑乎乎的洞，往里看只见一地老鼠屎和半张塌了的破桌。他经过一面残破的旗杆石，旗杆底座裂了一道深缝，里面积着隔年的沙，被风掏成蜂窝状，拿手指一戳能掉下一整块沙饼。他还经过一片不知何年何月废弃的屯田，田垄已经快被风沙埋平了，只剩几道浅浅的凸痕，看起来像是一张被揉皱后又摊开的纸，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得一个字都认不出了。

他在那片屯田边上勒住了马，低头看了很久。

三千六百亩。这个数字忽然从脑子里跳出来，像一颗被埋了很久的钉子终于顶破了沙土。那份卷宗上写的——大散关东西四十里，可耕之地三千六百亩。他抬起头朝西望去，大散关还远在天边，可这里的景象已经替他先行预习了一遍：当年纸上写的水渠，如今大约也像脚下的田垄一样，被沙吞得只剩一道痕迹了。也不知道那个一笔一画写下“亩产二石余”的人，要是看到眼下这幅景象，会不会把笔一摔骂一句脏话。

他的嘴唇动了动，喉咙有些发涩。他咽了口唾沫，双腿夹了夹马肚，缰绳一抖，继续往西去了。黄马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片废田，耳朵往后抿了抿，大概在想：你刚才说要给我找好料的地方不会是这种地方吧。

路上不是没有遇见人。第六天傍晚，他在一个岔路口遇见了一队从凉州过来的商旅。骆驼系成一串，背上驮着高高的货包，驼铃在风里叮叮当当地响——这是他出祁山以来第一次听见有人造的、有节奏的响声，居然觉得有点亲切。领头的商人是个红脸膛的汉子，裹着厚厚的皮袄，看见对面来了一个独行的青年，便喝住了骆驼。

“喂！”他喊了一嗓子，“你一个人？”

索鸣勒住马冲他点头。

“往哪去？”

“玉门关。”

红脸膛的汉子拿手搭了个凉棚，上下打量了他一眼——洗得灰扑扑的骑装，旧弓，瘦马，一把磨得发亮的弓弦。他的目光在索鸣脸上停了一下，显然是在掂量这人到底是傻还是勇。犹豫片刻，他从货包上拽下两张大饼，又灌了一皮囊水，走过来递给索鸣。

“拿着。再往前走，两百里没有水。”

索鸣接过，道了谢。又问：“前头太平不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