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本被合上了，但故事没有。

沈文琅把铁盒子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放回去。弹珠、硬币、会员卡、日历、抑制剂。每拿起一样，他的手指就停顿一下，像是在用触觉翻译那些物品上面高途留下的痕迹。最后放进去的是日记本，深蓝色封面朝上，红绳蝴蝶结被他重新系好了——比原来系得更仔细，蝴蝶结的两翼对称地展开，像一只真正停落在纸面上的蝴蝶。

高途坐在对面，看着他做这些事。沈文琅的手——他自己的手——在对待这些物件的时候，带着一种他从未在自己身上见过的郑重。不是小心翼翼的谨慎，是一种近乎仪式感的尊重，像一个人在整理另一个人的遗物，但那个人还活着，就坐在他对面。

“还有一样东西。”沈文琅说。

高途看着他。

“你的日记从十九岁开始写。但你说，你认识我不是从实习那天开始的。”

高途的手指在膝盖上微微蜷起来。

“第六十七页，你写：今天实习第一天，在电梯里撞到沈文琅。那是你第一次写我的名字。但那一页的角落，有一行被划掉的字。”

沈文琅重新打开铁盒子，取出日记本，翻到第六十七页。纸张已经泛黄了，边角微微卷起。他把那一页转向高途，手指点着右下角一个被黑色墨水反复涂抹过的小方块。

“你划得很用力。纸都快涂破了。但我对着光看，还是能认出来。”沈文琅的声音很轻，“那行字写的是——他比高三的时候瘦了。”

高途的呼吸停了。

客厅里的光从落地窗照进来，落在两个人中间的地毯上。桂花树的影子在光里摇晃，像水底的植物。

“高三。”沈文琅说，“你认识我，比实习那年早得多。”

高途低下头。沈文琅的手搁在膝盖上，左手石膏在午后的光线里泛着干燥的白。他的目光落在石膏表面一道细小的划痕上——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蹭的。

“我高三那年，”他终于开口，声音很平，“在七中。你知道七中吗。”

沈文琅没有回答。

“城东那所。和你们一中隔了半座城。每年考上重点大学的人数不到一中的零头。操场是煤渣铺的，下雨天跑完步鞋底全是黑的。图书馆只有一间教室那么大，书架上的书比学生的脸还旧。”

他停了一下。

“但七中有一棵桂花树。比你这棵大得多。种在教学楼后面，据说建校的时候就种下了。每年九月开花的时候，整栋教学楼都能闻到。”

“那棵树下，”沈文琅说，“你见过我。”

高途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回忆撞进胸腔时的本能反应。

“不是见过。是每周都见。”

高三那年的秋天，七中的桂花开了。高途是走读生，每天骑一辆掉了漆的二八大杠往返于学校和城东那间三十平米的出租屋之间。妈妈在出租屋楼下的早餐店帮工，凌晨四点起床，和面、炸油条、盛豆浆。他五点起床，背四十分钟英语，然后骑车去学校。日子是一根被绷紧的橡皮筋，每天在同样的轨道上弹射出去，再弹射回来。

周四下午是体育课。高三的体育课形同虚设，大部分学生选择留在教室里做题。高途也不例外。但那棵桂花树在教学楼后面，他坐在靠窗倒数第三排的位置，一偏头就能看见。桂花开了两周，开始落了。细碎的金黄色花瓣从枝头掉下来，落在煤渣铺的小路上，落在生了锈的单杠上，落在一个人的肩膀上。

那个人不是七中的学生。

他穿着藏蓝色的校服，和七中灰扑扑的运动服完全不同。领口挺括，袖口的扣子系得一丝不苟，左胸口绣着校徽——一中，全市最好的中学，每年保送清北的人数比七中考上一本的总数还多。

他每周四下午出现在七中的桂花树下。一个人。坐在单杠旁边的石凳上，低头看书。有时候是课本，有时候是高途认不出封皮的厚书。桂花落在他的书页上，他抬手拂掉，继续看。从两点看到四点，然后起身离开。走路的时候脊背很直，步子不快不慢，像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值得他加快脚步。

高途看了他整个秋天。

从桂花初开看到桂花落尽。从九月看到十二月。从秋天看到冬天，那个人换上了深蓝色的冬季校服，领口别着一枚银色的校徽别针。下雪的那周四，他以为那个人不会来了。但下午两点，那个藏蓝色的身影还是出现在桂花树下。石凳上积了雪，他没有坐，站在单杠旁边，戴着一双灰色的毛线手套，翻书的时候手指从手套里露出来，冻得发红。

高途在教室里，隔着结了霜的玻璃窗，把那双手看了很久。

“你从来没有抬头看过。”高途说。

沈文琅的手指在日记本的纸页上停住了。

“我每周四下午坐在窗边，你每周四下午坐在桂花树下。整整一个学期，二十个星期四。你一次都没有抬过头。我在三楼，窗户正对着那棵树。你只要抬头，就能看见教室里坐着一个人。但你没有。”

“你为什么不下楼。”沈文琅问。

高途沉默了一会儿。“我穿着七中的校服。”

客厅里的光移了一寸。桂花树的影子从地毯上爬到沙发扶手边缘。

“七中的校服是灰色的。洗了很多次之后会变成一种说不上来的颜色，像旧抹布。袖口容易起球，拉链头是塑料的，冬天一碰就碎。我只有一套校服，每周洗一次，周三晚上晾干，周四穿着去上学。袖口的球已经起了一层，用剪刀剪过，剪不干净。”

高途的声音很平，像在描述一件与己无关的事。

“你坐在桂花树下看书。校服是藏蓝色的，领口挺括，袖口的扣子是真扣眼。你看书的时候会用手指捻页角，翻过去之后在书页边缘留下一个很浅的指甲印。你戴的那双灰色毛线手套，无名指的地方有一小截脱了线，露出里面的白色绒里。”

沈文琅看着他。高途的眼睛——浅褐色的虹膜——在下午的光里变成透明的琥珀色。

“你看了我二十个星期四，”沈文琅说，“记得我手套上脱了一截线。”

“你记得我日记里写了二百一十七次你的名字。”

两个人对视着。桂花树的影子在他们之间的地板上摇晃，像一道无声的水流。

“后来呢。”沈文琅问。

“后来春天来了。桂花树不开花了。你也不来了。”

高途站起来，走到落地窗前。桂花树的叶子在他眼前摇晃，银白色的叶背翻出来又被风吹回去。

“我打听过。一中的学生为什么会每周四下午出现在七中的桂花树下。有人说你是去等人。等一个七中的人。我等了二十个星期四，想看你等的人是谁。但从来没有人来。你总是一个人来，一个人走。”

他停了一下。

“有一次我下了楼。十二月，下雪的那周四。你站在单杠旁边看书，我走到操场边上，隔着煤渣跑道看你。雪落在你的头发上，你抬手拍掉，眼睛没有离开书页。我在操场边站了十分钟，雪落了我一头。然后上课铃响了，我跑回教室。从头到尾，你都没有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