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回去的日子越来越近，骆翊心里像压了块石头，一天比一天沉。

他不想提，何秋平也不问，两个人就这么心照不宣地过着，好像不提，离别就不会来。

这天一大早，骆翊就起来了。何秋平比他起得更早，已经在操场边的那块空地上等着了，脚边放着两把铁锹、一袋向日葵种子，还有一顶崭新的遮阳帽。

草帽，浅黄色的，帽檐宽宽的，边上系着一根绿色的带子，一看就是镇上杂货铺里最便宜的那种，帽檐还有点歪。

“给你买的，”何秋平把帽子递过来，“你平时干这些农活少，怕你中暑。”

骆翊看了那顶帽子一眼，没接，反而伸手拿起来，扣在了何秋平头上。

他往下按了按，把帽檐压到刚好遮住何秋平的眉毛，又把那根绿色的带子在他下巴底下系了个松松的结。

“我用不上，”骆翊说，拍了拍手，“没你想的那么矫气。”

何秋平被帽子遮住了半张脸，只露出一个下巴和一双眼睛。那双眼睛在帽檐底下弯了弯，像是笑了。

他没有把帽子摘下来，只是伸手调整了一下带子的松紧，然后弯腰拿起了铁锹。

“行，那就开始吧。”

空地在操场东边，挨着围墙，大概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

去年这里还长着一人高的荒草，何秋平带着几个老师和高年级的孩子割了两天，才把地清出来。

土不算好，有些板结，掺着碎石子和不知哪年留下的碎瓦片，一铁锹下去，能听到石子磕碰的脆响。

骆翊没怎么干过农活。

他从小在城市长大，外婆家的院子里倒是种过几盆花，但那和翻地完全是两码事。

他握着铁锹，学着何秋平的样子，把锹头踩进土里，然后往下压。第一锹还行，第二锹就偏了，锹头斜着插进去，只铲起薄薄一层土。

何秋平在旁边看着，没说话，嘴角却微微翘着。

“你笑啥子？”骆翊不服气，又踩了一锹，这次用上了全身的力气，锹头倒是进去了，拔的时候差点把自己带了个趔趄。

“我没笑，”何秋平说，但眼睛里的笑意藏不住，“你姿势不对。脚踩在这里，手往下压，对，就这样，腰别弯太多，用腿劲。”

骆翊照着他说的试了几次，慢慢找到了感觉。

铁锹翻起一块一块的土，黑褐色的，带着潮湿的土腥气，里面偶尔露出几条蚯蚓，慌忙地往土里钻。

太阳渐渐升起来，晒在背上，暖洋洋的，不觉得热，只觉得舒服。

何秋平干起活来比骆翊利索多了。

他脱了外套，只穿一件白色的旧T恤，领口洗得发软，松松地挂在锁骨上。铁锹在他手里轻巧得像一支笔，一铲一翻，一铲一翻，动作流畅而均匀，像是重复过无数次。

汗水沿着他的鬓角滑下来，在阳光下亮晶晶的，他抬手用袖子擦一下，继续干。

两个人一干就是一整天。

中午随便扒了几口饭，又回到地里。

太阳移到头顶，晒得人发晕。何秋平戴着那顶遮阳帽，骆翊什么也没戴，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流到下巴，滴在干裂的土里，瞬间就被吸收了。

何秋平看了他一眼，把帽子摘下来递过去，骆翊摇摇头，推回去。

何秋平又递，骆翊又推。最后何秋平叹了口气，把帽子扣回自己头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皱巴巴的手帕，扔给骆翊。

“擦擦。”

骆翊接住手帕，是白色的，洗得有些发黄，边角磨毛了，叠得方方正正。

他展开来，闻到一股淡淡的皂角味，和何秋平身上的味道一样。他没舍得擦汗，把手帕攥在手心里，继续翻地。

到傍晚的时候，地终于翻完了。

整块地被重新翻了一遍，大的土块敲碎，石子捡出来堆在墙角，表面耙得平平整整，像一张铺开的褐色画布。

骆翊直起腰，听见自己的骨节噼里啪啦地响了一串，手掌上磨出了两个水泡，亮晶晶的，一碰就疼。

他没敢吭声，把手背在身后。

何秋平拎着种子袋走过来，撕开袋子，把金灿灿的种子倒在手心里，捧到骆翊面前。

“你来撒第一把。”

骆翊看着那些种子，小小的，尖尖的，一头黑一头黄，躺在他掌心里，安静得像在等待什么。

他捏起几粒，弯腰，把它们按进松软的土里，一粒一粒，间距均匀，像是在手术台上缝合伤口，认真得不像在种花。

何秋平蹲在对面，也开始撒种。

他的手比骆翊快得多，一把一把地撒出去，种子落在土里，沙沙的，像下雨。

两个人从地的两头往中间撒，慢慢地靠近，最后在中间碰了头。

何秋平抬起头，夕阳正好落在他身后，把他的轮廓镀上一层橘红色的光。帽子歪了，带子松开了一边，垂在耳边，脸上蹭了一道泥，从颧骨一直拉到下巴，像一道小小的疤痕。

骆翊看着他，忽然笑了。

“那你又笑什么？”何秋平问，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摸到那道泥，看了看手指，也笑了。

“像只花猫一样。”骆翊说。

“你也没好到哪去。”何秋平指了指骆翊的额头。

骆翊伸手一摸，一手的泥，大概是刚才擦汗时蹭上去的。

两个浑身是泥又满脸是汗的人，蹲在刚播完种的土地边上，对着彼此笑了起来。笑声不大，被晚风裹着，飘到操场上，飘到围墙外面，飘到远处的山里，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听。

他们最后一起用铁锹把土盖上，轻轻地拍实，又提了几桶水，慢慢地浇上去。水渗进土里，发出滋滋的声响，像土地在喝水，又像种子在呼吸。

“等它们长出来，”何秋平站在地边，望着那片平整的土地，“这里就是一片花海了。”

“金灿灿的，”骆翊说，“和你一样。”

何秋平偏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夕阳下，他的脸有些红，不知道是晒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晚上，骆翊的宿舍门被敲响了。

他打开门，门口站着三个孩子，两男一女，大的大概十一二岁，小的才七八岁，穿着不太合身的衣服，手藏在背后，像是藏了什么东西。

看到骆翊开门，三个人互相推搡了一下，谁都不肯先开口。

“怎么了？有什么事吗？”骆翊蹲下来，和他们平视。

最小的那个男孩被推到了前面，他涨红了脸，憋了半天，终于小声说：“骆叔叔，我们……我们想问您几个问题。”

骆翊笑了，让开门口：“进来说。”

三个孩子鱼贯而入，挤在何秋平那把旧木椅上，坐得笔直，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

骆翊给他们一人倒了一杯水，又从何秋平的抽屉里翻出几块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存的，糖纸都皱了，但孩子们接过去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

“想问什么？”骆翊坐在床沿上，和他们面对面。

沉默了一会儿，最大的那个女孩先开口了：“骆叔叔，您当医生……怕不怕死人？”

骆翊愣了一下。他没想到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怕过，”他如实说，“刚开始的时候怕。后来就不怕了。”

“为什么不怕了？”女孩追着问。

骆翊想了想，慢慢地说：“因为后来我知道了，如果我也怕，病人就更没有希望了。医生不能怕。怕了，手会抖；手抖了，手术就做不好。所以不是不怕，是不能怕。”

孩子们安静地听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

“那血呢？”小男孩插嘴问，声音脆生生的，“您怕不怕血？”

“不怕，”骆翊这次回答得很快，“血是红色的，和番茄酱差不多。”

小男孩被他逗笑了，咯咯地笑了几声，又赶紧捂住嘴，怕自己笑得太大声。

另一个男孩一直没怎么说话，等到两个同伴都问完了，他才怯怯地开口：“骆叔叔，我爷爷……最近总是说头晕，有时候半边身子发麻，腿也没力气，走不了路。他是不是病了？”

骆翊的表情认真起来。

他问了几个问题，爷爷多大年纪了，头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没有去医院看过。

男孩一一回答，声音越来越小，说到最后，眼眶有点红。

“我阿爸阿妈在外面打工，家里就我和爷爷，”男孩低下头，“爷爷以前还能走路，现在……现在走几步就要歇一歇。”

骆翊沉默了片刻，然后站起身：“那明天早上，你带我去看看你爷爷，好不好？”

男孩猛地抬起头，眼睛瞪得大大的：“真的吗？”

“真的。”骆翊点头。

三个孩子走的时候，一人手里攥着一颗糖，脸上带着笑。最小的那个走到门口又跑回来，往骆翊手里塞了一个东西，然后头也不回地跑了。

骆翊低头一看，是一颗石头，圆圆的，被溪水冲刷得很光滑，上面用圆珠笔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笑脸。

何秋平刚好推门进来，看到了这一幕，靠在门框上笑了：“看来你已经成功打入孩子们内部了。”

骆翊把石头放在床头柜上，和那盆栀子花摆在一起。“明天早上我要出去一趟，”他说，“有个孩子家里老人不舒服，我去看看。”

“我陪你去。”何秋平说。

第二天一早，骆翊开着车，带着何秋平，沿着山路开了四十分钟，又步行了二十多分钟，才到了那个男孩家。

房子是土坯的，墙上有裂缝，用塑料布糊着，屋顶的瓦片缺了几块，用油毛毡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