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他的声音没有颤抖。这一次，他的嘴唇没有发颤。这一次，他是从胸腔最深处，将那三个字稳稳地推出来的，沉甸甸的，定定的，如同将一枚钉子深深钉进坚实的木头里。

“你醒来。”他说，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你醒来，我就做你的太阳。”

他把本子小心地搁在枕边，躺了下去。被子拉高，盖到下巴，身下的床单沁着凉意，枕头也凉，唯有那日记本的封面，还残留着一丝来自他掌心的、微弱的余温。他侧过身，将本子轻轻拢在怀里，动作小心翼翼，像在拥抱一个很小、很脆弱、仿佛一碰就会碎裂的珍宝。

窗外的天空是浓稠的漆黑。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只有那棵法桐光秃秃的枝桠，在夜风里寂寞地轻轻摇晃，发出细细的、如同叹息一般的簌簌声。

但她会醒来。她会慢慢睁开双眼，看到窗外摇曳的法桐枝影，看到守在一旁的他。她会轻声问：“你怎么在这里？”他会平静地回答：“我在等你。”她大概不会追问“等了多久”，他也不会主动去说。但这份等待的长度与重量，彼此都心知肚明。从那个夜晚开始，他就一直在等。从她被送进ICU的那个夜晚，从他第一次翻开她日记的那个夜晚，从他终于下定决心、不再将她与自己的人生划清界限的那个夜晚起——他就在这里，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他再次闭上眼睛。

耳畔似乎响起了她的声音，很轻，很短，像一粒极小极轻的种子，落在心口最柔软的地方，轻轻弹了一下。

“也恭喜你。”

他的嘴角，几不可察地向上弯了一下。

窗外的法桐又在风里晃动了一下。光秃的枝桠上，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停留。

他闭着眼，将怀里的本子抱得更紧了些，静静地等待天亮。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丁禾苏就从床上坐了起来。

其实他根本没有睡。眼睛闭着，意识却清醒得像一潭冰水，彻夜维持着一种紧绷的状态。

他在等天亮，等一个明确的答案，等她能从那个白色的、冰冷的、机器声此起彼伏的房间里传出一个消息。好的，坏的，都好。他告诉自己，只要有她的消息，无论是什么，他都能接住。

他穿衣服的时候手在抖。不是冷。是某种他按不住的东西从骨缝里往外顶，像血在薄皮下自己找出口，一顶，就要破开。他把卫衣套过头顶，袖子穿了两遍才穿对——第一遍穿反了，左胳膊伸进了右袖子里。他愣了一下，看着自己那只穿错了的胳膊，看了两秒，然后沉默地脱下来，重新穿。鞋带系了三遍。第一遍系得太紧，勒得脚背发疼。第二遍又太松，鞋带拖在地上，走起路来会绊倒自己。第三遍终于好了，不紧不松，他蹲在地上，看着那两只系好的鞋，看了很久。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看鞋。他只是觉得还有什么必要的事情没做完，但想不起来是什么。也许是吃饭，也许是喝水，也许是——他不想了。他站起来，拿起桌上的钥匙，转身走出门。

他没有开车。他怕自己开不了。昨晚分手的事还在他脑子里转，不是因为难过，也不是因为后悔，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终于做对了一件事，一件早就该做的事。那种感觉很奇怪，像卸下一副戴得太久的枷锁，肩膀骤然一松，骨头却骤然发酸，酸得眼眶发热，喉头发紧。他走到路边，招手打了一辆车。司机问他去哪儿，他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干涩：“市医院。”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踩了油门。

车上的时间很长。其实不长，从家到医院也就二十多分钟。但他觉得开了很久，久到他看完了窗外所有的树，所有的路灯，所有的红绿灯，它们在他眼里都成了模糊后退的背景。红灯变绿灯的时候，他下意识地数了秒。三十七秒。他以前从来没数过。他以前总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做想做的事，快到来不及好好看她。今天他觉得时间过得太慢，慢到他每一秒都在想她。

她在ICU里。她身上有管子，有针，有氧气罩，那些东西支撑着她，也困住了她。她的脸是白的，嘴唇是白的，睫毛安静地垂下来，一动不动。他不知道她是睡着了还是昏迷着，不知道她是能听见还是不能——他不敢再往下想了。

到了。他付了钱，下了车。医院的门诊大厅已经有人在排队了，挂号窗口前排着长队，有人在打哈欠，有人在看手机，有人在跟旁边的人低声说话。他穿过人群，目不斜视地走向住院部。

电梯里挤满了人，他站在最里面，背靠着冰冷的电梯壁，眼睛看着前面那些人的后脑勺。有的头发多，有的头发少，有的染了颜色，有的白了。他忽然想起她的头发。黑色的，很细，很软，散在枕头上时，会有几缕贴在脸颊上。他站在她病房门口的时候，曾从那条窄窄的门缝里看到过这个画面。他在门外看了很久。没进去。

五楼到了。电梯门开了。他走出去，走廊里很安静，保洁阿姨在拖地，拖把拧得很干，蹭过地砖的时候发出沙沙的响声，单调而有节奏。他走到护士站，章建正在台子后面整理药品，看到他，愣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