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坐牢？”柳殷的声音尖锐得像一把刀“什么叫十年的时间，她坐牢了八年？”

黑令初张了张嘴，但什么声音都没发出来。她的嘴唇在动，像一条被捞上岸的鱼，嘴巴一张一合，但喉咙里只有那种无声的、窒息的、让人心慌的沉默。

她哭得太厉害了。

哭到已经发不出声音的、连呼吸都变成了一种折磨的、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从内部掏空了的哭泣。

阿静上前一步，一只手稳稳地扶住了黑令初的肩膀。他的手很大，手指很长，骨节分明，那只手搭在黑令初瘦削的肩膀上，像一座桥，像一个锚，把快要被风吹走的人固定在原地。

“夫人。”他的声音很低，很轻，但很稳，像一条很宽的河，表面波澜不惊，底下有千钧的水在流。

黑令初靠在他的手臂上，把脸埋进他的肩膀，哭得浑身都在颤。阿静没有动，没有拍她的背，没有说“别哭了”，他只是站在那里，把自己的肩膀借给她，像一个永远不会倒塌的靠山。

过了好一会儿，黑令初的哭声才渐渐小了。

阿静等她稍微平复了一些，才抬起头，看向柳殷。

他的目光和柳殷的目光在空气中相遇。

那一瞬间，柳殷从他眼睛里看到了很多东西——有审视，有打量，有某种“小姐这么多年还是爱你”的了然，还有一种很深的、像被压在石头下面的、轻易不会露出来的心疼。但不是心疼柳殷，是心疼黑嘉宁。

“柳小姐。”阿静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像是一个习惯了在重要场合发言的人“小姐前两年身体还可以，偶尔回去看看你。”

柳殷的心跳漏了一拍。

偶尔回去看看你。

她想起了那些年——那些她在北京读书、工作的日子。有时候她走在路上，会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有人在看她。那种感觉很轻，像一根羽毛拂过皮肤，你甚至不确定它是不是真的存在。她每次都会停下来，回头看，但身后永远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是陌生的面孔，是没有人认识她的街道。

她以为那是她的错觉。

她以为那是她太想他了。

“但是她知道你不想见她，”阿静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像在念一份报告，但他的眼神不是报告式的，那双眼睛里有光在闪，“就从来都没有靠你太近过。”

柳殷的手攥紧了床单。

她知道你不想见她。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她心里一扇她从来不知道存在的门。门后面是一条很长很暗的走廊，走廊的尽头站着一个模糊的身影，那个身影很小，很远，像隔着一层雾，你看不清她的脸，但你看到她站在那里，站了很久，久到脚底生了根，久到衣服上落满了灰，久到她明明那么想走过来，但她就是没有动。

因为你知道她不想见你。

所以她就没有来。

“后来在第二年底”阿静继续说，他的声音更低了，像是怕惊动什么，“小姐找齐了明老爷和英夫人犯罪的证据。为了报仇，也不想再让夫人受苦，就把所有的证据上交给了警方。”

他停了一下。

那个停顿很短，但柳殷觉得它长得像一个世纪。在那个停顿里，她听到了心电监护仪的滴滴声，听到了窗外夜风的沙沙声，听到了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一下，一下，一下，像擂鼓，像警钟，像某种倒计时。

“由于小姐自己也参与过很多这种见不得人的交易，”阿静说这几个字的时候，声音没有任何变化，但柳殷注意到他的喉结动了一下，像在吞咽什么东西，很苦的东西，“念在她举报有功，还救了不少人的情况下，仅仅判了八年的牢。”

仅仅。

八年。

“仅仅”这两个字用在这里，像一个笑话，像一块烧红的铁烙在柳殷的心上。

八年，两千九百二十天，七万零八十个小时，四百二十万四千八百分钟——这些数字在柳殷的脑子里疯狂地旋转着，像一个巨大的漩涡，把她所有的理智和冷静都卷了进去，搅碎了，吞没了。

“不然小姐可能在牢里就会过一辈子。”

阿静说完了。

病房里安静得只剩下心电监护仪的滴滴声。

柳殷坐在那把硬邦邦的塑料椅子上，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她的眼睛是红的，鼻子是红的，嘴唇是白的，脸上的泪痕干了一半，又被新的眼泪覆盖，一层一层的，像某种地质的沉积，记录着这个夜晚所有的心碎。

“八年。”

她听到自己说这两个字的声音，那声音不像她的，像一个陌生人的，像一台坏掉的录音机，在重复播放同一段录音，她感觉自己好像就要呼吸不过来。

“整整八年。”

她转过头，看着病床上的黑嘉宁。

黑嘉宁还是那个姿势，还是那个表情，还是那张苍白的、安静的、像蜡像一样的脸。氧气罩里的水雾一呼一吸，一呼一吸，绿色的波形线在心电监护仪上一下一下地跳着，像某种古老的语言，在说：她还活着，她还活着，她还活着。

但她真的还活着吗？

一个从三个月大就被下了毒的人，一个从婴儿时期就开始和死神赛跑的人，一个被自己的亲生父亲和继母逼着去做“见不得人的事”的人，一个在最美好的年纪坐了八年牢的人——

她真的还活着吗？

还是说，她只是没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