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姗姗在服务期满5年时正式向科室领导递交了辞呈，层报到领导层。

人人都觉得吴姗姗疯了。

放着好好的师范学校助教不做，铁饭碗不端，非要交一笔违约金，再去高考，去当一个年纪老大不小的大学生？这不是幼稚是什么？不是愚蠢是什么？

同事在背后议论，语气里混杂着不解、惋惜，或许还有一丝隐秘的“看你能折腾出什么花样”的旁观心态。“小吴啊，还是太年轻，心气高。”“学校待她不薄啊，王校长那么器重她，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呢？”“读大学？大学出来就能比现在强？到时候分配还不知道分到哪里去呢，万一还不如现在呢？” 连平日对她还算关照的老教师，也语重心长地劝她：“姗姗，要踏实啊。你现在的工作多少人羡慕不来，何必去冒那个险？”

家里的反应更是直接。父亲在电话里勃然大怒，骂她“不知天高地厚”、“瞎折腾”、继母则在一旁添油加醋，心疼那白白扔出去的三千块钱，念叨着小敏还没着落，她这个当姐姐的却要把钱往水里扔。弟弟小军沉默着，或许也不理解吧。

所有的声音，所有的目光，都汇成一股强大的、名为现实和稳妥的潜流，试图将她拉回既定的轨道，告诉她你错了，你太天真，你在做一件得不偿失的傻事。

吴姗姗听着，看着，感受着。但她没有过动摇。

因为，不是的。她知道自己不是幼稚，不是愚蠢。

那只是一种旁人无法理解的、近乎生理性的缺氧。

自从多年前那个雨夜，父亲用一支笔划掉“市第一中学”，写下“市师范学校”开始，自从她收起高中的课本，换上师范的教材开始，从她看着小巷的同伴、宋知远、陈淑华他们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而自己留在这方小小的校园里开始。那遗憾，不，是一种未完成的渴望，就像一根细小的鱼刺，深深地卡在了她的灵魂里。

师范学校的工作是安稳，是体面，是她凭努力挣来的立足之地。她感激，也珍惜。但终究无法化解如刺般的遗憾带来的、持续不断的、细微却无法忽略的窒息感。

她无法开心，无法真正地、畅快地呼吸。即使有陈淑华的真挚友谊，李卫东带来过的炽热温暖，宋知远书信里的精神共鸣，即使工作获得认可，那根刺依然在那里。她心底那个渴望挣脱、渴望完整、渴望验证“如果当初”的声音，根本无法忽视。

高考，读大学。这对她而言，不只是为了学历提升，不仅仅是为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它是一种矫正，一次对当年被扭转的人生轨迹的、迟来的扳正。

不管前方是什么，是更加激烈的竞争，是陌生的环境，是经济的压力，是周围人的非议，是可能失败的结局，她都想去尝试。

因为不尝试，那根刺就会永远留在那里，那个囚笼就会永远存在，那种缺氧般的遗憾和渴望就会伴随她一生，让她永远无法真正地、自由地呼吸。

她的人生，不应该永远停留在那个被修改的志愿和被设定的轨道上。她要亲手，去书写下一个章节，无论那章节是辉煌还是平淡，是顺利还是坎坷。至少，那是她自己选择的路。

吴姗姗几乎屏蔽了外界所有的声音。她设定好程序的机器，只专注于一件事：离开。

然后违约金交了。厚厚一沓钞票换回一张冷冰冰的收据和一份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

她将宿舍里属于自己的东西收拾得干干净净，能卖的卖，能送的送，最后只剩下一个半旧的帆布行李箱，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她没有告诉家里具体哪天回去，拎着箱子，坐上回小城的最后一班车时，天色已晚。车窗外的风景飞速倒退，如同她正在诀别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