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姗姗走回教职工宿舍区，目光落在门外的地面上，放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军绿色帆布包，应该又是周强送来的。

推开那扇属于她的、狭小却独立的单人宿舍门，一股熟悉的清冷气息扑面而来。房间陈设简单到近乎简陋：一床，一桌，一椅，一个简陋的书架，还有角落里堆放的一些教学资料和自考书籍。唯一算得上“装饰”的，是窗台上一个小玻璃瓶里插着的几支半枯的芦花，是她上次去郊外听课回来顺手摘的。

弯腰提起那个分量不轻的包搬入房内打开。里面一如既往地、整齐地码放着一些耐储存的食物，两罐肉，几包独立包装的牛肉干，还有几瓶贴着标签的维生素片和两罐标明“补气血”的冲剂。东西算不上多精致，但看得出是精心挑选过的，实在，有用。帆布包的内侧口袋里，照例夹着一张折叠起来的便条，上面是周强那略显潦草却力透纸背的字迹：

“吴老师，卫东之前交代的。最近天凉，注意身体。东西放门口了。—周强”

落款没有日期，但吴姗姗知道，这大概又是一个月左右一次的惯例。周强总是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东西送来，放在门口，从不敲门打扰，留下一张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字条。仿佛这只是完成一项受托的任务，不带任何额外的情绪或寒暄。

李卫东。

这个名字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记忆。那个风尘仆仆出现在病房的军人，那只温热有力、握住她冰凉手掌的大手，还有那句低沉而清晰、带着临行托付般重量的“如果我能活着回来，我希望你给我个堂堂正正在你身边守护你的机会。”

快一年了。

自从那个秋日的病房一别，李卫东就像一滴水汇入了茫茫大海，音讯全无。没有信，没有电话，没有任何消息，彻底的沉默和与世隔绝。有时候，在深夜批改完作业、累得头昏脑胀时，吴姗姗甚至会恍惚，怀疑那天病床前发生的一切，是不是自己身体虚弱时产生的一场过于逼真的梦？那灼热的眼神，滚烫的掌心，掷地有声的话语，会不会只是她潜意识里对温暖和依靠的一种奢望投射？

可是，周强每隔一段时间就准时送来的这些实实在在的物品，像一个个沉默却坚实的坐标，锚定了那段记忆的真实性。它们提醒她，那不是梦。真的有那么一个人。

吴姗姗将东西一样样拿出来，整齐地码放在她小小的桌子上。她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有暖意，因为这持续不断的、沉默的关怀是真实的。有担忧，为那个杳无音讯、身处险境的人。

她垂下眼睫，目光落在手中的肉干上，声音轻得如同窗外飘过的一缕风，几乎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呢喃：

“要活着回来啊。”

宋知远的到来又再次提醒她关于上大学的事情。正式入职时签订的那份聘用合同，被吴姗姗小心地收在箱子最底层，但上面的条款，尤其是关于服务期五年和违约金三千的那几条，却像烙印一样刻在她心里。

对每月工资只有几十块的吴姗姗来说，这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

沉下心来吧，不再去想那些空泛的如果，别羡慕旁人更广阔的天地，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适应和驾驭眼前的工作中。

进入工作的第二年，当秋天的气息再次弥漫校园时，吴姗姗坐在自己的小书桌前，面前摊开的不再是令人焦头烂额的各种通知和待办事项，而是被她翻得有些卷边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计划大纲》。旁边放着一份她自己用格子纸工整誊写的、详细到每周每天的学习计划。

她计算着时间如果一切顺利，她可以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准备大部分科目的考试。等服务期满，或许就能带着一张专科甚至本科的文凭，去看更广阔的世界。

工作第二年的夏天，暑气灼人。师范学校放了暑假，吴姗姗除了值班和自考复习，心头还压着弟弟小军的升学问题。

按照当时的规定，初中毕业后的分流非常清晰：成绩拔尖的考取重点高中，为上大学做准备；中等偏上的进入普通高中；成绩一般的，则面临两条主要出路报考中专、技校。而成绩靠后、或家庭无力继续供读的，往往就直接等待招工或下乡了。

小军的成绩单就摆在陈旧褪色的八仙桌上。分数不算太差，但也绝对不算好，处在能够着最末流普通高中、同时又完全符合技校录取标准的尴尬区间。这个分数段，恰恰是家庭意志博弈最激烈的战场。

父亲摇摇头，语气是不容置疑的现实主义，“这个成绩就算挤进五中，到时候大学考不上，工作没着落，年纪倒不小了。不如趁早定下来。”

他拿起桌上那份皱巴巴的“市第二机械技工学校”招生简章，用手指点了点：“这个好。国家办的正规技校，学钳工，两年毕业直接进厂，带干部身份。旱涝保收，一辈子稳妥。”

吴姗姗的心往下沉。她知道父亲说的稳妥意味着户口、粮油关系、稳定的工资、退休待遇，这是经历过物资匮乏年代的人最看重的保障。但她又清楚，一旦踏上这条路，弟弟的人生视野和未来可能性，很可能就被限定在车间和厂区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