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那件事后，我一直强迫自己不再去想。一旦到了晚上，熄了灯，躺在床上，那只肮脏的手就会出现在我的梦里，任凭我如何驱赶，那只手还是黏在我身上；我越是想挣脱，那手就不断侵占我的底线，它一点点爬上我的腰，冰冷的触感让我脊背发凉。从梦魇中醒来，我大口喘着粗气，额头上渗出密密的汗。

我望着漆黑的屋顶出神，窗外露出淡淡的月光，对床的孙老师已经熟睡，房间里是她沉重的呼吸声。那封信是否安全地交到妈妈手上？妈妈看完后会作何反应？这些问题在脑海中盘旋成解不开的线团。

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了一周，又到了周六下午。那个人准时出现在学校门口，停好车，垂着眼眸默默站在那里，谁看了不觉得是一幅慈父接女儿下班的美好画面？

见我从学校里出来，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碰到我的目光，就忙不迭地别开了。他精神看起来不大好，眼窝发青，脸色发灰，嘴唇干裂起皮，看起来像几天没睡觉。整个人恹恹的，像霜打的茄子。

我不确定他这副样子是不是被妈妈教训过，看到这张脸，心里抑制不住地泛起恶心。他站在那儿，把脸撇向一边，没有像往常那样叫我。

现在已经是下午五点了，山路遥远，如果自己走回去，怕是天黑也走不到妈妈学校……我抬腿踢开脚边的那颗石头，冷着脸坐上了自行车后座。

回去的路上，我们没有说一个字。耳畔只有呼呼的风声和山里的鸟叫声。在身体不适和心理不适的双重夹击下，我只想快点到家，快点离开这辆自行车。

回到家，我第一时间抓住小弟弟询问是否亲手把信交给了妈妈。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才舒了口气。

晚饭的桌上，气氛有些闷。

继父坐在对面低头吃饭，和以前不同，今天却像嚼蜡似的，一小口一小口地往嘴里送，腮帮子动得极慢，夹菜也只夹自己面前那盘。他的目光偶尔抬起来，在我脸上飞快掠过，又沉下去。那目光里有闪躲，有试探，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隔着一层脏兮兮的玻璃，看不太真切。

两个弟弟叽叽喳喳地说着在学校里的事，打破了桌上的沉默。大弟弟说自己被老师表扬了，小弟弟说自己考了高分。妈妈笑着点头。

晚饭后，继父带着两个弟弟去操场打篮球，屋里只剩我和妈妈两个人。我实在忍不住开口问道：“妈……那封信，你看了吗？”

妈妈手上叠衣服的动作一顿：“看了”，妈妈声音停顿了一下，“家里老鼠多……那晚上肯定是老鼠爬到床头上了。”说完接着把衣服放到衣柜里。

听到她的话，我腾地一下从凳子上站起来。

“你那天晚上肯定是做噩梦了。”她的语气很平静，“被子盖太厚了，容易做梦，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

我难以置信地走到她面前，看着她的眼睛：“不是老鼠，也绝对不是梦！”

“这段时间这些老鼠很多，哪天安排学校进行一场灭鼠行动。”她说到“老鼠”两个字的时候，咬字很重，似乎想把这两个字刻进我的脑子里。

我盯着她的脸，看了很久，她的表情没有一丝波澜。“妈——”我一字一句地说，“那天晚上我把床帐压得很紧，被子也裹得很紧，老鼠根本钻不进来。而且，大冬天，我的被子被掀开了……我还听到凳子被撞倒地声音，老鼠不可能那么大，肯定是……”

妈妈终于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透出不忍和心疼。“那就是老鼠。”她说，声音低下去一些，好似在说服我，又像在说服她自己。

我没再说话。妈妈把衣服收好，转身摸了摸我的肩膀，“别想那么多了，”她说，“早点睡。”

我望着墙上的那条裂痕，从墙角蜿蜒到房梁。像干涸的河床，又像一道结痂的伤疤。

她信了吗？还是不愿意信？

也许她信了。在妈妈心里，继父是一个好人——顾家、会做饭、凡事都迁就她、对孩子有耐心、对亲戚朋友真诚。这些标签在他身上贴了这么多年，早就长进了肉里，撕下来是要带出血的。只是我的话还不足以撕下他的伪装。

也许她不愿意相信。信了又能怎么办？离婚？那个年代，离婚的女人日子有多难过，她不是没经历过。再离一次，她的脸往哪搁？她可能会被周围的唾沫淹死。两个弟弟怎么办？

我不敢往下想了。

这些问题在我心里越想越乱，越缠越紧。我拉过被子蒙在头顶，被子里又闷又热，连呼吸都是烫的。但奇怪的是，晚上我睡得很沉，大概是太累了，累到连做噩梦的力气都没有了。

周一早上，继父照例送我去村小。

一路沉默。

风比上周更冷了，从两山的夹缝中灌进来，我围了两圈围巾，还觉得冷风往领口里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