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妈妈下放的农村回来后，夏天还没过去，但小东巷的蝉鸣听起来，似乎少了些纯粹的聒噪，多了点说不清的烦闷。外婆依旧忙碌，小姨在服装厂的工作似乎更紧张了，家里常常只有我一个人。四合院里的脐柑树结了许多小白花，味道很香，这股香气令我着迷，打心里喜欢。绿油油的葡萄藤蔓爬满了枇杷树干，长出了几串葡萄，投下斑驳的、晃动的光影。我有时坐在井台边，看着井水里自己模糊的倒影，会忽然想起妈妈茅草屋前那片晒蔫的菜地，心里空落落的。

开学后，我升入了更高的年级。学习委员的工作依旧，收发作业，帮老师整理讲台。胸前的毛主席像章被我擦得锃亮，早读时背诵“老三篇”的声音也依旧响亮。但有些东西，在看不见的地方，悄悄滋长。

课桌中间的“三八线”依旧泾渭分明，但男女同学之间，除了互不搭理，似乎也开始流动着一些隐秘的、好奇又略带敌意的目光。孩子们的世界，有时候比成人更敏锐，也更残忍。他们能捕捉到最细微的“不同”，并将其放大成攻击的武器。

我的不同，在于我的家庭。父母离婚，在那个年代虽然不算极其罕见，但也绝非普遍。更让我难以启齿的，是妈妈的再嫁。这层关系，像一道无形的屏障，把我隔在了某种“完整”之外。

冲突通常始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是争夺一块橡皮，可能是排队时的推搡，也可能只是一句无心的话。但争吵一旦升级，对方情急之下，往往会祭出那个让我瞬间哑火的“武器”。

“神气什么！你妈是二嫁的！”

这句话像一根冰冷的针，猝不及防地扎进我心里。所有的愤怒、委屈，在那一刻被冻住了，堵在喉咙口，一个字也吐不出来。脸颊迅速烧起来，耳朵里嗡嗡作响，周围同学或好奇或嘲弄的目光，像无数细小的芒刺，扎得我无所适从。

二嫁。这个词本身就像带着某种不洁的、低声议论的意味。它指向妈妈的婚姻，也间接地指向我——一个“二嫁”女人的孩子。我无法反驳，因为那是事实。我也无法像其他孩子那样，理直气壮地喊出“我告诉我爸爸”或者“我回家告诉我妈”，因为我的家庭结构，似乎无法提供那种简单直接的庇护和底气。

每次被这样呛住，我都只能死死咬着嘴唇，把快要涌出来的眼泪憋回去，然后猛地转身跑开，或者低下头，用力地擦着根本不存在的灰尘。那种憋屈的感觉，像一团湿棉花塞在胸口，闷得发慌。我渐渐学会了在争吵升级前退让，学会了察言观色，尽量不去招惹是非。外婆常说的“情义”和“感恩”，在孩童直白的恶意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而妈妈曾经的叮嘱，关于不要和哥哥多说话，关于要懂事，这些碎片化的教诲，此刻都化作了沉默的负担。我无人可倾诉。

于是，委屈就像河沟里的沙，一层层沉积在心底。我变得更加安静，更加小心。在学校里，我努力扮演好学习委员的角色，做事认真，成绩保持中上。我的小学生活，在一种表面平静、内里暗流涌动的状态中，继续着。

除了学校里的烦心事，家里也从来不是安稳的避风港。继父的存在，就像房间里一道驱不散的阴翳，冷冰冰地杵在那儿，让人浑身不自在。他大多时候闷头忙学校的活，话少得很，偶尔想起来要装装 “父亲” 的样子，在小学最后那个暑假，说要带我和他的两个儿子 —— 我的两个弟弟，一起去城外游泳。

游泳的地方是河边浅滩，比小东巷的河沟宽多了，水流也急，岸边挤着不少消暑的人，大多是半大的小子和成年男人，在水里扑腾得吵吵嚷嚷，溅起的水花打在岸上，湿哒哒的。两个弟弟一见水就欢了，嗷嗷叫着冲进去，转眼就和别的孩子扭打在一块儿，只剩我缩在岸边，盯着那浑浊的、打着旋儿的河水发怵。我不会游泳，对这深不见底的水打心底里怕，河水哗哗的声响，在我耳朵里都成了凶巴巴的威胁，攥得我心发紧。

我找了块上游出水口的大石头坐下，这儿水浅，只没过脚踝，不断有新鲜水流冲过来，能沾点凉意。脱了塑料凉鞋把脚泡进去，看着水波一圈圈荡开，悬着的心才稍微落了点。可没坐多久，一阵水花溅到腿上，一个身影挨着我坐了下来 —— 是继父。他就穿了条深色游泳裤，身上的水珠顺着皮肤往下滴，黏腻的水汽裹着一股说不上来的味道，往我鼻子里钻。

“怎么不下去玩？” 他开口，声音还是那副平淡的样子，听不出半点温度。“我…… 我怕水。” 我低着头，眼睛死死盯着自己的脚趾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哼。“怕什么，多玩玩就不怕了。” 他说着，根本没像别的大人那样劝两句或是教我，反而身子一歪，往我这边凑得极近，胳膊几乎贴到我的胳膊，河边的水声、人群的喧闹，仿佛一下子被隔在了另一个世界，周围只剩他的呼吸声，压得我喘不过气。

下一秒，我眼角的余光清清楚楚瞥见，他抬手扯住自己的游泳裤腰边，往下一拽，就那样对着我。我的脑子 “嗡” 的一声炸开，全身的血液瞬间冲到头顶，又猛地冻住，手脚瞬间僵成了石头。我不敢转头，不敢正眼去看，可那画面死死刻在脑子里，一股恐惧攫住了我，连骨头缝里都透着冷，小时候厂医叔叔帮我 “戴正” 胸牌的那种恶心触感，一下子又翻涌上来，缠得我浑身发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