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则补充：“放轻松，享受这个过程。这部电影的口碑对我们下一步很重要。”

伊莱点点头，目光却投向正在搭建的场景。湿热的风扑面而来，带着陌生的植物气味。

她知道，接下来的几个月，她要学习和麦考利一起，不再只是制造笑料，而是去学习如何笨拙而真诚地触碰那些名为失去和成长的复杂情感。这感觉很陌生。

开拍的头几天，片场弥漫着一种与佛罗里达湿热天气不同的紧绷感。这不再是《沙滩小队》里马里布直白的奔跑与欢笑。

《My Girl》需要的是一种沉浸在1972年夏季午后的、缓慢而真实的生活流，以及孩子心中那些难以言喻的细腻颤动。

导演霍华德·齐耶夫是个注重细节和真实反应的人。他很少给小演员们设计具体的动作，更多是描述场景的氛围和人物内心的状态。

这对习惯了精确走位和明确台词指示的伊莱和麦考利来说，最初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佛罗里达湿热的空气里，松节油和旧木头的气味混合在一起。这里不是真的殡仪馆，而是剧组在摄影棚里精心搭建的苏尔滕法斯家——前半部分是生活区，后半部分用深色帘子隔开的，就是维达·苏尔滕法斯成长的游乐场：停放棺木的肃穆空间。

伊莱已经换上了服装，一条碎花连衣裙，头发梳成略显毛躁的辫子。

她坐在那张属于父亲哈利的宽大书桌后面，周围是忙碌的灯光和反光板调整人员。

导演霍华德·齐耶夫走过来，没有说太多技术细节，只是再次强调了感觉：“维达不是在做喜剧表演，也不是在诉苦。她是真的、严肃地相信这些症状。对她来说，讨论死亡就像讨论天气一样，是她生活里最正常的一部分。我要的就是这种平常感。”

伊莱点了点头。她看着黑洞洞的镜头，它即将成为电影开头那个著名的定格画面。

她想起了琳达抽屉里锁着的药瓶，想起自己每次头痛恶心时，母亲第一反应永远是别耽误工作。

对于身体可能出问题的隐秘恐惧，她太熟悉了。只是维达把这种恐惧用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大声说了出来。

场记板打响。

灯光聚焦在她脸上，她那双淡紫色的眼睛直直望向镜头深处，不是孩童的天真，而是一种被过早的忧虑笼罩的探究。

她开口，声音清晰、平稳，仿佛在宣读一份自己的病历报告：

“我一出生就患了黄疸症。有一次坐在车站的马桶上厕所，从此就得了痔疮。一块鸡骨头已经卡在我的喉咙里三年了……”

她没有刻意模仿孩童的腔调，也没有夸大恐惧。她只是陈述，像是在说别人的事，但每个字的重量都沉甸甸地落下来。当她说到“我爸肯定知道我最近的烦恼，痛苦时会崩溃的”时，语气里甚至有一丝对父亲反应的、早熟的体谅和担忧。

然后，她稍稍停顿了一下，眼神里掠过一丝真正属于少女的、对自身变化的困惑与惊慌，但很快又被那种严肃覆盖。她几乎是郑重地宣布：

“爸爸，我不想使你伤心。但我左边的胸部发育得比我右边快很多，这只意味着一件事——癌症。我快要死了。”

“Cut！”

霍华德·齐耶夫从监视器后面抬起头，脸上露出了开机以来第一个舒展的笑容。“完美。一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