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承诺都被往后推。时间推着人往前跑，句子还没说完，就已经被带走。

艺考结束后的那周，周野发来一条消息。

“你所有校考完了吧？

我们不是说好吃饭吗？”

我那天发烧到三十九。人躺在床上，手心发烫，手机在枕边亮了一下。我看见他的名字，却没有力气立刻回。

隔了很久，我才打字。

“我发烧了。”

又删掉。

换成一句更轻的：

“今天不行。”

他回得也慢，像是也在课间挤出来的时间。

“那算了。”

过了一会儿，又补一句：

“等高考完吧。”

我盯着那五个字看了很久。只是觉得——原来“等一等”这件事，也会把人推远一点。

三月的时候，艺考成绩开始陆续出来。北京的过了，家乡的也过了。几所学校的名字一个一个亮在屏幕上，像冬天里突然亮起的灯。

画室指导老师兴奋得不行，在办公室拍着桌子说：

“你可以冲一本了！”

我点头，嘴角动了一下。

可那一刻，我没有立刻去找周野。

我打开聊天框三次，打了几个字，又删掉。不是不想说，是我不知道他那边怎么样。我怕我的高兴，会变成他的压力。

我把手机按灭，把那一点亮光先收回去，继续去做题。

五月，学校通知回一中拍毕业照，按高三分班前的名单。那天阳光很硬，操场上站满人。大家被安排着排队，挤在楼梯口等着上台阶。

我站在中间一排，往左数两个人的位置。镜头架在远处，老师举着喇叭喊：

“别动——”

许家恒在第一排最右边蹲着。他抬头的时候正好和我对上视线。我们只是像认出一个旧同学那样，点了一下头。

拍完照，人群散开。我在楼梯口撞见许家恒和学习委员。他们说说笑笑，像高二那些吵闹从来没发生过。

“好久不见。”学习委员先开口。

“好久不见。”我也说。

许家恒的目光落在我手指上。裂口没完全好，指节有点肿，握笔久了会发硬。

“你这手指……”

他皱了皱眉，又换了个更轻的问法：

“怎么肿成这样？”

我笑笑。

“习惯了。”

旁边有人随口提了一句：

“许家恒也过了海南大学，音乐系。”

许家恒摆摆手，像是怕别人把这事说得太大。

“还没定呢。”

我点点头，没有问更多，也没有祝贺。我们就这样擦过去，各自回到各自的队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