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放下刀叉，拿起高脚杯：“现在，你想跟旁边的人说句真心话，都得先对着机器说一遍，等对方对着机器看一遍。中间隔着两道转换，什么情绪都凉了。”

没了主脑的翻译，指挥所这些大人物之间的交流只能靠旧时代那显眼低效的工具——够传事务性信息，却很难载得动复杂的情绪共鸣和隐秘的合谋意图。沟通的成本和心理门槛被大大抬高了。

下午，指挥所的气氛变得古怪又压人。公共区域里，人们要么沉默独处，要么在进行那种缓慢、费力、充满延迟的“终端翻译对话”。一个代表想向另一个表达对某项工程调整的担忧，来回转了三遍后，对方回的文字却显得公事公办且理解有偏差，最后只能算了。

自杀事件带来的集体心理震颤，似乎被这种虽没断却严重降级的交流方式有效隔开了，没法再轻易形成共振。

傍晚，卫兰在中央观景厅碰到余博士。她正看着巨大的水族箱，里面色彩斑澜的转基因鱼慢慢游着，头上有点突兀地戴着小黄鸭睡衣的帽子。

卫兰走到她旁边。

余博士没回头，像知道是谁。她从口袋里掏出保温杯，喝了口冰可乐，目光跟着一条缓缓摆尾的大体蓝色斗鱼。

“两个人，”她忽然开口，“需要多少句话……才能一起决定去死？”

卫兰沉默。

余博士用拿着杯子的手，指尖轻轻敲了敲厚重的玻璃。咚，咚，声音闷闷的。

“现在，”她看着因敲击而受惊散开的鱼群，语气平淡，“他们想商量点什么事，不光得看对方能不能听懂，还得看翻译器能不能听懂，看自己有没有耐心等，看对方有没有耐心猜。”

她转过头，看向卫兰，脸上没什么表情：“挺好，省心。”

说完，她把保温杯揣回兜里，脚步轻快地走了。观景厅恢复寂静，只剩下水循环系统低低的嗡鸣。鱼群在玻璃后又聚拢，色彩鲜艳，彼此漠不关心，在各自的水里沉默地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