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傍晚，大大会带我们去河里洗澡。小河在我家后面转弯处分成三个区，最浅的石桥口，孩子们嬉闹的过渡区，以及爸爸严令禁止靠近的深水区。

哥哥已经敢在过渡区扑腾，我偶尔过去，却不敢走远。妹妹只在最浅处玩水，扶着爸爸每天跨河的石头。弟弟还小，大大会把他轻放在水里泡一会儿，再抱给妈妈带回家。

我那时已经有些懵懂的好奇。当大大穿着湿透的深蓝棉布短裤站在水里时，我会想，他的身体是不是像我想象的一样结实。他不似镇上清瘦白净的男人，也不像田里劳作的伯伯那样被压弯脊背。他生得高大挺拔，皮肤晒成赤铜色，走路时脚步沉稳得能让青石板微微震动。那时我觉得他像棵被移植来的北方乔木，在这片水乡格外醒目。

直到现在，我闭上眼睛还能看见那个画面：暮色中的河面上，大大毛茸茸的轮廓镀着一层金边，他转身时带起的水花在空中闪闪发亮，就像撒了一把星星。那时的我还不知道，这种安心的感觉，会成为我记忆中最温暖的底色。

相比之下，爸爸像水墨画里的江南男人，白净，眉目清朗，偶尔赤膊时像雨水冲刷过的白瓷，素净得只剩腋下的毛发为他添一点生气。他总很忙，在我的记忆里，更多时候是晨雾或夜色中走上院坝石梯的背影。回到家，他会把擦得干干净净的警棍锁进一楼楼梯下的柜子里。那个柜子似乎还锁着别的什么，从不让我们看见。

我几乎不记得爸爸带我们去河边玩，也不记得他在集市的喧闹里出现过。但他在家的时候，总是挺直腰坐在藤椅上看报，带着淡淡的樟脑味。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爸爸是挂在门后的警帽，是深夜轻轻的开门声；大大是院坝凉亭里的笑声，是河水里稳稳托住我的怀抱。一个像新安江汛期冷冽的深水，一个像人工河里晒暖的浅滩。

有时清晨，我会看见他们三人坐在厨房的桌前，妈妈夹菜的手法娴熟自然。大大把剥好的咸鸭蛋推到爸爸面前，蛋黄油渗进粥里，晕开一片金色的涟漪。这些画面，就像老墙缝里长出的蕨类，安静地存在，从不需要解释。

如今，他们早已并排只活在我的记忆里，墓碑上的名字被雨水冲刷得发亮。而我终于懂得，有些爱，就像镇外那条人工河，看似笔直的堤岸下，自有它蜿蜒的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