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有料到，张明义和三皇子为解北疆燃眉之急而推行的“权宜之计”——海运，竟会爆发出如此惊人的生命力。首批海船自松江抵津，不仅运期比河运缩短大半，损耗更是微乎其微。更让朝中嗅觉灵敏的官员和背后的势力惊讶的是，海运的利润空间，竟远超他们最初的预估！

漕运的“损耗”和“成本”，本就包含了巨额的非正常支出。海运绕开了大部分环节，虽然初期投入不小，但一旦规模起来，单位成本急剧下降。随船北上的，除了朝廷粮米，还有海运承包者被允许捎带的“免税定额商货”。这些南方丝绸、瓷器、茶叶、白糖在北方售价极高，一趟往返，利润惊人。

消息不胫而走。原本对改革冷眼旁观、甚至暗中阻挠的许多朝臣和地方大员，尤其是东南沿海出身的官员，以及那些与商业资本联系紧密的派系，态度发生了微妙而迅速的转变。巨大的利益，瞬间改变了政治计算的公式。

阻力，在真金白银面前开始融化。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发现”海运的“优越性”，奏请扩大海运规模的声音多了起来。甚至一部分原本属于漕运利益集团的成员，也开始暗中活动，试图挤进新生的海运利益分配格局中。改革，从一个需要强力推行的“政治任务”，部分地变成了一个各方争相参与的“利润盛宴”。这意外地为三皇子和张明义分担了巨大的政治压力，漕运旧势力的全面反扑，因内部分化而未能成型。

然而，表面的利益共识之下，政治斗争并未停歇，反而以新的形式升级。

首辅周廷儒一党虽然因漕运案和海运兴起受到打击，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们开始转变策略，不再正面反对海运，而是质疑其“安全性”、“可靠性”和“对民生的冲击”，主张“河海并重，以河为主”，试图将海运限制在辅助地位，保住河运的基本盘和影响力。

大皇子及其背后的周党势力，在经历了最初的震荡后，迅速展现出老牌政治集团的韧性与狡猾。他们明白，彻底阻挡海运已不可能，便转而采取“渗透控制”和“利益置换”策略。

大皇子派出能言善辩且手面阔绰的门客，频繁接触那些在初期海运中尝到甜头、但根基尚浅的海商，尤其是非江海帮系统的闽粤商人。许以更优厚的政策承诺，甚至暗示可以为其提供比三皇子方面更稳固的朝中靠山。部分海商在巨大利益和政治风险的权衡下，开始与大皇子方面暗通款曲，形成“脚踏两条船”的局面。

大皇子一党将重点放在了陆运枢纽的建设上。他们利用在工部、户部的残余影响力，在山东、直隶等关键枢纽的选址、承建官员任命、物料采买等环节频频发力，安插亲信或能够被收买的官员。试图将这些未来的粮草“心脏”和“血管节点”，暗中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例如，在德州枢纽的木材采买中，就出现了价格虚高、以次充好的问题，背后隐隐指向与大皇子关联的皇商。

控制上游产业：车马制造、大型仓储建设等配套产业，也成为争夺焦点。大皇子方面支持一些原本与漕运相关的旧式工坊转型，试图垄断标准化马车的制造订单；同时，在一些新建粮仓的工程中，也出现了其派系官员的身影，意图在硬件上埋下日后施加影响的伏笔。

面对大皇子的渗透，三皇子阵营自然全力反击，斗争从朝堂辩论转向了更隐秘的实务领域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