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痛恨这份捉弄，却又无可奈何。

……

我闻到鲜血的味道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半了。

那味道，早已刻进了我的骨髓里。理智尚未来得及辨认，身体先一步做出了回应——有些东西无需刻意回忆。

我赶去时，走廊里空无一人，值班护士不知道哪里去了。病房内灯光昏暗，贝拉安静地睡着。她侧着脸，睫毛在床头灯下投出淡淡的阴影。

我低头，看见她的手背上的留置针没有处理，透明的管子已经出现回流的血色。一股愤怒在胸腔翻涌——那是绝对不该发生的低级失误。

有人应当为此付出代价。

我严厉斥责了南茜，并将这起疏忽如实记录在案。

“对不起……”她喃喃。

我纠正她：“你对不起的不是我，而是你的病人。你对不起的是贝拉，明白吗？”

这场约谈以南茜哭着离开办公室结束，资深护士芬尼让她先回家休息两天。

办公室重新安静下来时，芬尼看了我一眼，迟疑地说：“老实说……我很少见你发这么大的脾气。”

“什么意思？”我抬头问。

“没什么。”她很快移开视线，像是意识到自己说多了，“随口一说。”

芬尼离开后，我独自坐在办公桌前，手指关节无意识但规律地敲击桌面。

我不由得反思起芬尼的话——刚才的反应只是出于职业素养吗？还是说，在愤怒之下……夹杂了不该出现的私人情绪？

我感到一阵头疼。

·

“卡莱尔……你是不是太在意我了？我是说……对一个普通病人来说。”

贝拉的这句话让我如遭雷击。

我甚至忘了呼吸。

她并非在指责，更谈不上试探，只是出于困惑——正因如此，才让我无处可逃。

我很快稳住神色，说出非常合理的理由：“医生关心病人很正常。”

她看着我，似乎在判断这句话是否足以成立。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或许早已越过了一条无形的界线。

我又补充道：“尤其当病人是因为我们而受伤的。”

这是真话，却并非全部。高级的谎言往往并不需要捏造虚假。只需挑选一部分真实说出口，其余的留白让对方自行完成理解。至于对方会如何解读，则不再由我决定。

事实证明，这样的招数仍然奏效。

贝拉收回探究的目光，反而开始为自己的多想而道歉。那种反应并非退缩，而是一种过分体贴他人的习惯——她不愿让任何人因为自己而为难，即便那份不安真实存在。

可我的心却没有因此感到轻松。

她的善良替我遮掩了不该被看见的部分，而我知道自己并不完全无辜。若非在意，又何需解释？若非心虚，又何需选择性沉默？

我本应为她的理解感到安心，但某种程度上，这份体贴的理解反而加重了我的负担。因为它提醒我——我正在借助她的善意，掩盖自己的私欲。

而我任由这一切发生。

我没有越界却也没有直面，我没有说谎却依旧选择了回避。我披着理性与责任的外衣，站在安全的距离内，既不前行也不后退，将一切交由她的善良来替我收场。

这是否也是一种懦弱？

我洗脑自己，这是为了所有人好。可在内心深处，也许……我只是没有勇气，将那份私心置于阳光下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