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雾白开始数日子。不是数战争还有多久结束，不是数他还能活多久，是数他还能见沈穆柏多久。

他们约定每天晚上在观察哨见面。不是谁规定的，不是写在纸上的，不是用任何正式的方式确认过的，就是从那天早上开始的——林雾白问“晚上你还来吗”，沈穆柏说“晚上我来找你”，然后他们就开始每天晚上在那个用沙袋搭成的、简陋的、只有两个人的观察哨见面。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没有人在乎这件事，这件事在这片被战火焚烧的土地上太小了，小到不值一提，小到一个炮弹落下来就能把它炸得粉碎。但它对林雾白来说比整场战争都大，大到他的每一天都是从“晚上”开始的——早上醒来想的是“今晚要跟他说什么”，中午吃饭想的是“今晚要带什么东西给他”，下午工作的时候想的是“今晚什么时候能去找他”。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那个“晚上”上，像一颗行星被恒星捕获，沿着一个看不见的轨道，一圈一圈地转，转得不累，转得不烦，转得心甘情愿。

每天晚上，他会穿过半个营地，走过战壕，走过交通壕，走过堆满弹药箱的掩体，走过正在生火做饭的炊事班，走到阵地最前沿的那个小高地。沈穆柏已经在那里了，坐在沙袋上，步枪架在掩体前面，眼睛看着前方的旷野。他的姿势和第一天一样，和每一天一样，背挺得很直，肩膀很宽，像一棵种在沙袋里的、不会动的、不需要任何人陪伴的树。但林雾白知道他在等，他在等身后传来脚步声，在等那个脚步声越来越近，在等那个人走到他旁边、坐下来、把凉凉的手放在他的手背上。他的身体没有动，但他的耳朵在动，他的心在动，他的整个人的朝向都在往身后那个人所在的方向倾斜，像一棵被风吹弯的树，风往这边吹，他就往这边倒。

林雾白坐下来，把从炊事班偷来的馒头递给他。馒头是凉的，硬的，嚼起来像在嚼一团被压实的棉花，但他们没有别的吃的了。前线的补给越来越困难，每个人的口粮都在缩减，能吃到一个馒头已经是奢侈。沈穆柏接过馒头，掰成两半，大的那一半递回给林雾白，小的那一半留给自己。林雾白看着那两半馒头，大的和小的，大的在他手里，小的在沈穆柏手里。这个画面他见过太多次了，饼干，野果，馒头，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分的——大的给他，小的留给自己。他从来没有问过沈穆柏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答案。沈穆柏不会说“因为我比你大”，不会说“因为我吃得少”，不会说“因为我想让你多吃点”。他什么都不说，他只是把大的那一半递过来，然后低下头，吃小的那一半，嚼得很慢，咽得很仔细，像一个从不会浪费任何东西的人。他失去过太多东西了，所以他珍惜每一粒粮食、每一滴水、每一分钟、每一个人。他珍惜林雾白，用他的方式——给他大的那一半，把甜果子留给他，在雨里牵着他的手，在夜里握着他的手，在每一个“晚上”坐在这里等他。

“沈穆柏，你今天杀了几个？”林雾白问。他知道这个问题很残忍，但他想问。他想知道沈穆柏每天在做的事，想了解他的世界，想走进那个他从来没有走进过的、充满了瞄准镜、扳机、和三百米外的一个点的世界。沈穆柏的世界是数字——距离，风速，湿度，弹道，和每开一枪之后那个数字的变化。他的世界太精确了，精确到容不下任何模糊的、不稳定的、不能被计算的东西。但林雾白在他的世界里，他是一个模糊的、不稳定的、不能被计算的存在。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进去的，不知道自己在里面是什么位置，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在某一天被清理出去。他只知道他在里面，他感觉到了，因为沈穆柏看他的眼神和看别人的不一样，那个眼神里多了一些东西。他描述不出那是什么，但他知道它在。

“两个。”沈穆柏说。

林雾白沉默了。两个，两条命，两个和他一样会呼吸、会心跳、会想家的人。他没见过他们，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孩子，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在口袋里放着一枚刻着某人姓氏的子弹壳。他不想知道，他不需要知道，他只需要知道他们是敌人，敌人会杀他，会杀沈穆柏，会杀这片阵地上所有的人。沈穆柏杀他们，是为了让他活着。他活着，沈穆柏也活着，他们活着，是沈穆柏用那支步枪、用那些子弹、用那两个被击中的、他永远不会知道名字的人的生命换来的。这个代价太大了，大到林雾白觉得自己的命太重了，重到他不知道该怎么背。

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了那枚刻着“林”的子弹壳。铜色的，凉凉的，硌着他的手指。他把子弹壳握在手心里，握紧，硌得掌心生疼。他让自己疼，因为他觉得他应该疼。他活着的每一秒都有人在死去，他应该疼，应该记住这些疼，应该记住那些为他死去的、他不知道名字的人。

“林雾白。”沈穆柏叫他。

林雾白抬起头。

“你不需要想那些，”沈穆柏说，声音不大，但很清楚，“你只需要活着。”

林雾白看着他，想说什么。想说“你也是”，想说“你也要活着”，想说“如果你不在了，我活着也没有意义”。他没有说，因为这些话太重了，重到他说不出口。

他低下头，看着手里的馒头。馒头上有一个黑点，不知道是什么，也许是灰，也许是泥，也许是什么都不是。他把那个黑点抠掉，然后把馒头放进嘴里，嚼，咽下去。和沈穆柏一起吃完了这顿沉默的晚餐。

每天晚上，他们坐在观察哨的沙袋上，吃馒头，喝水，看星星。沈穆柏不爱说话，林雾白就说给他听。他讲昆明的翠湖，讲西南联大的校舍，讲他的无线电课，讲他第一次听到莫尔斯电码时觉得那些滴滴答答的声音像是一群蚂蚁在爬。他讲他的母亲，讲她一个人在老家等他回去，讲她不知道他参军了，讲他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她。他讲了很多很多，多到他的嘴巴累了他还在讲，因为他怕一停下来，沈穆柏就会说“该回去了”。他不想回去，他想在这里，在沈穆柏旁边，和沈穆柏一起看星星，看到天亮，看到战争结束，看到那一天的到来。

沈穆柏偶尔会回应。不是那种长篇大论的回应，是那种简短的、像电报一样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回应——“嗯”“对”“是”“好”。他把每一个字都发得很清楚，像是怕林雾白听不到，又像是怕自己说得不够准。林雾白把这些字一个一个地收进耳朵里，存进心里，和那只白色乌鸦放在一起。乌鸦是银白色的，字是黑色的，颜色不一样，但它们在一起，像夜空的星星和夜空的黑暗，谁也离不开谁。

有一天晚上，林雾白问他：“沈穆柏，你想家吗？”

沈穆柏沉默了很久。久到林雾白以为他不会回答了。他正准备说“不想说就不说了”，沈穆柏开口了。

“想。但家没了，想也没用。”

林雾白听到这句话，心脏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酸酸的，胀胀的。他想说“你可以把这里当成家”，想说“你可以把我当成家人”，想说“你不是一个人，你有我”。他说不出口。他和沈穆柏之间有一道看不见的墙，他不知道那堵墙是什么时候建起来的，不知道是谁建的，不知道该怎么拆掉它。他知道那堵墙在变薄，每一次握手，每一次靠近，每一次沈穆柏说“好”的时候，那堵墙就会薄一点点。但它还在，还在他们中间，像一层透明的、很薄很薄的、一捅就破但没有人去捅的玻璃。

他不敢捅。他怕捅破了之后，墙那边的世界不是他想象的样子，怕沈穆柏不需要他，怕这一切只是他一个人的幻觉。他宁可隔着那层玻璃看沈穆柏，也不想看到玻璃碎掉之后，沈穆柏转身离开。他太怕失去了，因为他失去过太多次了。他失去了父亲，失去了家——不是被炸弹炸没的那种失去，是慢慢失去的，像退潮，水一点一点地退，退到露出干涸的河床，退到你再也不知道水去了哪里。他怕沈穆柏也会退，退到他够不到的地方，退到他找不到的地方，退到他和那颗炸弹一样，从他的生命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