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做对的事，沧汰不用担心。”

吃完饭，父母见雪不算大，匆匆披上大衣就打算开车回研究所。

走之前，他们只交待山崎要锁好门。

元旦那天很冷，临近下午时，细雪如絮，悄无声息地覆盖着街巷。住宅区家家户户门前都摆了象征新年伊始、长寿吉祥的门松，唯有山崎家门前空无一物，光秃秃的廊下积着一层无人清扫的薄雪。挂在门口的邮箱已经被北风吹得斑驳，铁皮东一块西一块落下，只剩下里头的锈蚀。

山崎站在廊下，围巾都忘了围，直到纯白的雪与风将他的整张脸都冻得通红。他望着父母钻进那辆引擎盖落了层雪的老旧轿车，直到排气管吐出的白雾与飞雪纠缠在一起，直到尾灯的红光在街角消失，他才钻回屋内。

1993年的开始，也是山崎最后一次见到父母。

绿腐病的项目最末期时，如山崎所料，就像那将血肉吞噬于无物并最终散去的绿霉一样，随着大学勒令山崎夫妇的团队停止占用研究所的设施，研究团队的成员也陆陆续续离开。山崎夫妇不死心，带着剩余的成员自费添了些设备放在自宅，还改装了原本作为储物间的地下室。光是如此，就已经钱财散尽。于是，他们又以个人名义向银行借款，但因为验资不过关而遭到了拒绝，走投无路的山崎夫妇只能向来路不明的小贷公司贷款，资金链才终于不至于彻底断裂。

研究继续着，却因为二手的设备频频故障而造成数据出现巨大误差，原本自愿留下的人不堪重负，逐渐四起的流言也让他们难以继续坚持下去。

最后，团队中不知不觉就只剩下了山崎夫妇。

他们放弃了在自家宅邸研究，转而将希望转向渊岛的公立医院，他们期望在那里能得到帮助，能继续研究。

与此同时，外界对山崎夫妇的评价已经差到了极致。为了研究而四处拉投资的父母已经是业界知名的经费骗子夫妇，甚至连报刊与娱乐杂志上都充斥着对他们的诸多勤恳行径的辱骂，连曾属于他们麾下的学生都站出来说一些莫须有的污蔑。

时至今日，山崎仍然为此感到愤怒。

然而，当时正处于临床实习期的沧汰实在繁忙，整日都在与写不完的病历打交道的山崎没空关注外界种种，他只记得那一年他忙得连暑期贺卡都忘了寄给父母。

多年之后，据在渊岛开了间小诊所、最后见了山崎父母一面的药屋怜司说，那时，闯进诊所的山崎夫妇已经不堪重负，犹如溺水之人，他们粗暴地翻检着药屋接诊的病人们成摞的病历，嘴上一边呓语。他们的状态与其说是山崎熟悉不已的冷静学者，更像是临近疯癫边缘，已经没有在思考了。

11月，远在大阪的山崎收到了来自父母的邮件。

邮件的内容很简短，只是督促他回家。

山崎在父母自杀的书房里发现了被好好叠好装在信封中的遗书。遗书的内容不多，没有与绿腐病相关的内容，没有对山崎的期许，只是不断在诉说着他们正在经受的精神上的折磨。语句上，逻辑混乱、没有主轴，不再像曾经山崎读过的任何出自父母的随笔，内容上连直抒胸臆都算不了，单是写到哪儿算哪儿。笔迹是父亲的，母亲大约已经因为身体虚弱而拿不动笔了。可以想象是由口齿更伶俐、喜爱读书的她口述，由父亲写下。

山崎是在处理父母的遗产时才发现父母早就申请了个人破产，那些不知名的债务才没有追到山崎身上。

一切就这样结束了，悄无声息的。

失去了父母，也失去了前进至今的目标，孑然一身的山崎只是机械地整理着书房堆得乱七八糟的研究数据记录。山崎知道，其中大部分的数据已经失真到毫无价值了，他在整理的，说不定只是一大堆无意义的废纸。

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放弃求索，也仅没有放弃求索。

山崎与父母而言，到底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