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梅的事老太太不愿意善罢甘休，她发号施令，让亚洲去找胡大为，把人家请到家里来——春梅既然不愿意去找，她就让胡大为过来。

在有关胡大为的事情上，亚洲的态度偏向于他的姐姐。因此表面应下老太太的指令，实际上也只是去附近几个旅馆溜达一趟，然后回来复命说没有找到，任老太太一个人瞎着急。

老太太不死心，又咋咋呼呼地让慧英给胡大为所在的研究所写信，希望当面和他详谈。慧英赶紧出面阻止，说这是私事，万一这信落到别人手里被拆开，可了不得，胡大为的前途可能被毁掉。

万般无奈下，老太太不得不狠心放弃各种行动计划。

晚上春梅回来，走到家门口，有些踌躇，她真不愿意面对母亲强硬的态度和那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迈出一条腿，又退了回来。

这时，慧英看到了她，她早已在院子里等候多时，一见到春梅的身影，立即把她拽进屋来，说：“放心吧，老太太早就睡了，现在我和亚楠在。”

春梅勉强笑了一下，这才进了屋。

处于剧变中的人经历的痛苦别人无法理解，更无法体会，家庭带给人温暖，同时也带来了责任、苦恼和束缚。

不只春梅，慧英也在这种煎熬的氛围中有所感触——家庭中的个人还算个人吗，如果飞鹰被束缚了一只脚，还能飞多远？

慧英不知道答案，也不知春梅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天一大早，春梅又骑车出去了，这次她来到了河边。

那条自北向南蜿蜒而下的河流宽阔平静，没有波澜，正适合经历痛苦的人过来散心。

同时，她也想暂时性地逃避这个家庭，看看外面的自由世界，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她需要时间和空间来应对这一切。

春梅出门后不久，慧英从外面回来，她特地回来取钱包。早晨起来时太晚，钱包落在家里，慧英在屋里乱翻一通，始终想不起来自己把钱包放哪儿了。

明明昨天晚上回来，她还把钱包里的钱倒出来，一张一张地数呢。再弯腰探看床底，床底下没有，又打开衣柜翻看衣服兜里，也没有。

正左右看的时候，忽然撞到身后的衣架，这才想起早上换了一件单薄的外套，钱包就放在里面。

果然，伸手一摸，就摸到衣服兜里鼓鼓的钱包，慧英心情顿时放轻松，拿出来把它揣好。

转身走的时候，不经意间往衣柜上一瞥，突然注意到放在衣柜最顶上的三个纸盒，原来靠最外侧放着，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向里面挪出几公分。

那里面装的是三双鞋，两双慧英的，一双春梅的。

一种直觉和女人特有的警惕心让慧英停下脚步，把手里的东西缓缓放到床边，然后搬来凳子，慢慢站上去，把三个鞋盒一个一个拿下来。

她心中带着疑惑，甚至是一丝疑虑，小心翼翼地把鞋盒打开。

最上面的盒子里放的是慧英的一双旧鞋，第二个鞋盒表面落有一层灰，里面也装着鞋，只有最底下的鞋盒边缘干净，似乎被人打开过，还能看到模糊的手指印记。

慧英把灰尘吹了吹，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放了几张叠得四四方方却有些皱巴巴的纸。

她把纸张铺开，赫然入目的是一张被撕碎的离婚协议书，撕破后又被重新粘贴好，最下端写着祝春梅和胡大为的名字。

另外两张是医院的验伤报告，越往下看，慧英的手臂越发抖，呼吸也急促起来：“左手手臂内侧有淤青，面部肿胀有多处擦伤，颜色暗红，伴头晕头痛…”

她这时才意识到胡大为不仅对春梅无端发火，还把春梅打伤，那上面正是他劣迹斑斑的罪证！

任谁也想不到，外表谦逊有礼的胡大为，竟然会把自己的妻子打伤，跟“暴戾”、“野蛮”这样的恶性词联系到一起。

第一次见面时，胡大为对她们全家嘘寒问暖，还说要带着老太太去天安门看升国旗，对亚洲和亚楠也颇多关爱呵护，她们全家都觉得春梅撞了大运，天上掉了块馅饼，祝家捡到这么好一个女婿。

如果不是这两张验伤单，以及春梅遮遮掩掩的诉说，慧英真不敢相信，胡大为的伪装竟然骗过了所有人！

她想起昨天她当着春梅的面，如何为胡大为辩解，如何为他说好话，脸上不由得一阵臊热，自责得抬不起头来。

她感到惭愧，觉得自己真对不起春梅。

晚上，院子里一片安静，只能听到周围的虫鸣声和树叶沙沙声，春梅从外面回来，见客厅里没有人，卧室也静悄悄的，到处都不见人的踪影，不禁疑惑，她们都去哪儿了？

老太太屋里的灯尚且亮着，大门敞开，春梅走过去，见亚楠正倚在门框上用袖子擦眼睛，亚洲低头站在亚楠对面，两只手插在裤兜里，表情少有的严肃认真。

春梅摩挲着亚楠的胳膊，轻声问：“亚楠，你们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她才刚出去一天，怎么人人脸上都写满不高兴？

亚楠听到春梅的声音，立刻跑过去扑进她怀里，抱着春梅呜呜地哭。春梅轻轻拍她的背，说：“是不是亚洲又欺负你了，没事，等会儿我替你好好教训他。”

亚楠在春梅怀里使劲摇头，哽咽着回答：“不是。”

“不是？那你们怎么了，怎么都哭丧着脸。” 春梅掐了掐亚楠的鼻尖，说，“哭花脸了可不好看。”

亚楠闷头不说话，亚洲靠过来，朝里面努努嘴，说：“姐，我们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