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飞巴黎的航班是隔天深夜的。
十几个小时的航程,顾霆琛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他把座椅调成了半躺,盖着飞机上发的薄毯,头靠在舷窗边,呼吸平稳。沈默坐在他旁边,没有睡。他在用机上Wi-Fi跟陈伯和楚临保持联系,同时把老爷子军牌里的金属箔片重新研究了好几遍。箔片上每个字符的刻痕深浅不一,CH 1989-11那行刻得最浅,像是最后加上去的。
他又拿起箔片对着阅读灯的强光仔细看,忽然发现CH 1989-11这组字符的下方有一条更浅的刻痕,肉眼几乎看不见。他用手机微距镜头拍了一张放大看——刻的是一组数字:25-07-11。
不是年份,不是编号,是日期。一个日期加密键。老爷子把某一年的7月11日设为了密码的一部分。是哪一年?
沈默盯着那组数字看了很久,然后拿出手机查了一个信息——顾远山的生日。7月11日。
老爷子的加密键,用的是顾远山的生日。
他把手机屏幕关掉,靠在椅背上。舷窗外面是万米高空的深夜,看不到云,看不到地面,只有飞机发动机低沉的嗡鸣和偶尔闪烁的航标灯。他把这个发现存在心里,没有立刻叫醒顾霆琛。让他睡。等到了巴黎再说。
飞机降落在戴高乐机场的时候,巴黎是清晨。
天色灰蒙蒙的,空气里弥漫着深秋的凉意和飞机燃油混合的工业气味。他们走的是普通通道,没有任何人接机。沈默拎着两个行李袋,顾霆琛跟在他身后,大衣领子竖起来挡风。楚临在到达大厅等着,身边停着一辆租来的灰色标致。
“安全屋准备好了,在左岸。离目标坐标不到两公里。”楚临接过行李往后备箱放,“任平生的位置确认了——他也在巴黎。温羡残部最后一个据点前天被他端了,他目前应该还在巴黎处理后续。闻则跟他在一起。”
“接触了吗?”
“没有。按你说的,只观察不接触。但他们肯定知道我们来了——巴黎就这么大,任平生在道上的人脉比我们多。我们入境的时候用的是真名,他应该已经收到消息了。”
沈默点了点头。“先安顿。下午我去目标坐标踩点。你帮我去做另一件事——查一下巴黎第七区一个叫Geneviève Durand的人,法国老太太,八十二岁,退休银行职员。找到她的地址。”
楚临记下了名字,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过来。
“差点忘了。这是陈伯昨天夜里紧急传过来的——那份巴黎坐标的详细资料。那栋楼被一个海外华商买下来了,买主的名字你可能见过。广源控股,齐修。”
沈默接过信封。顾霆琛在旁边听到了,伸手把信封拿过去拆开。里面是一份法文房产登记文件复印件,购房时间写的是1990年2月——顾远山死后不到三个月。买主一栏签着齐修的名字。
“1990年2月。”顾霆琛说,声音很轻,“我爸死后第三个月。他自己刚被温羡骗走了百分之十五的股份,还能抽出手来巴黎买房子。不是投资,不是投机——温羡出事之后他开始到处封存那些可能暴露的旧证。这是他替我父亲锁的柜子。”
“齐修知道这栋楼跟老爷子有关?”
“可能不知道具体的。但他应该知道这栋楼关系到我父亲——或者至少关系到一个需要被藏起来的东西。”顾霆琛把文件折好放回信封里,“回去再问他。”
安全屋在左岸一条僻静的小街上,是一套老式公寓,二楼,窗户正对着一个安静的内庭院。楚临提前来布置过,客厅桌上放着巴黎市区的地图、几部预充值的本地手机、一瓶矿泉水和一袋法棍面包。
沈默把行李放下,先去洗了把脸。镜子里的他眼底有淡淡的青色——在飞机上十几个小时没合眼,加上时差,身体已经有些疲惫。但他没有时间休息。他把冷水拍在脸上,擦干,走出浴室。
顾霆琛坐在客厅沙发上,手里拿着那份法文房产登记复印件,正在用手机翻译软件逐行核对。茶几上还摊着楚临留下的巴黎市区地图和一支红笔,地图上已经标出了三个位置:他们的安全屋、坐标建筑、以及最近的地铁站出口。
“先吃东西。”沈默说。
“不饿。”
“不饿也得吃。”沈默把法棍掰成两半,递了一半给他,“今天要跑很多地方。”
顾霆琛接过面包咬了一口,继续看文件。
上午十点左右,楚临发来了Geneviève Durand的地址——老太太住在第七区一栋老公寓的四楼,距离目标坐标步行不到十五分钟。楚临补充了一个信息:这栋公寓产权登记的名字是老太太本人,但购买时间同样是1990年。巧合太精准了。
顾霆琛吃完面包,拍拍手上的碎屑站起来。
“去见老太太。她如果是银行档案管理员,一定知道保险柜的流程。如果老爷子把东西存在巴黎,经手的人很可能就是她。”
他们步行穿过左岸安静的街区。早晨的巴黎有一种油画般的质感——灰蓝色的天空映着米黄色老建筑的轮廓,咖啡店门口有人在擦玻璃,面包房里飘出黄油和烤面粉的香气,塞纳河在几条街之外缓缓流动。
顾霆琛走在沈默身边,没有说话,但脚步很稳。他穿着一件深灰大衣,袖口上依然别着那对银色袖扣。沈默注意到他在看路牌上的法文时微微皱着眉,但没有问任何问题。沈默来过巴黎几次,对左岸的大致方向有印象。两个人在陌生的街道上并肩走路,跟他们在广州时一样自然,只是脚下的石板路更旧了一些,空气更冷了一些。
Geneviève Durand住在四楼,没有电梯。他们沿着狭窄的旋转楼梯往上走,脚步在古老的木板上发出吱嘎的响声。楼梯间里飘着旧书和蜂蜡的味道,墙上挂着一幅褪色的巴黎老地图。
沈默按了门铃。
门开得很慢,先开了一条缝,防盗链没有摘。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从门缝里看着他们,眼睛是浅蓝色的,虽然年迈但仍然清澈。
“Oui?”她的声音有些沙哑。
“杜朗女士,”沈默用法语说,“我们是文先生的朋友。他从亚洲托我们来看看您。”
老太太的蓝眼睛在他们脸上停留了几秒,然后防盗链摘下来了。门完全打开。
“文钊。”她用中文说出了这个名字。发音不准,但足够清晰。
她的公寓很小,但收拾得很整洁。墙上挂着几幅老巴黎的黑白照片,书架上塞满了法文和中文书。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一个旧相框,里面夹着一张褪色的彩色照片——照片上一个年轻女人站在一栋法式建筑前面,身边是一个亚洲男人。男人就是老爷子,比在金边时年轻了太多。女人就是Geneviève,金色头发,蓝色眼睛,笑容明亮。
沈默和顾霆琛同时看到了那张照片。他们都没说话。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Geneviève在沙发上坐下来,动作缓慢,但姿态仍然优雅,“文钊说他会回来,但他从来没回来过。”
“他不能回来。”沈默说,“他在东南亚有事。”
“我知道。他给我写过信。后来信也断了。”Geneviève看着沈默,“你是他的人?”
“曾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