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知节这辈子最后悔的事，不是帮一个杀人犯脱了罪。

那是后来才发生的事。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是在那个周四的下午，没有拒绝一个叫顾梦的女人的委托。但那天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已经连开了四个小时的会，口干舌燥，而助理小周刚刚在他桌上放了一份新的委托函——一位“顾女士”，下午三点，关于遗产分配。

他看了一眼表。两点五十八分。

“咖啡。”他说。

小周说：“你已经喝了四杯了。”

“那就茶。”

小周叹了口气，转身出去了。

樊知节把桌上那份刚打完的代理意见推到一边，翻开委托函。字迹很工整，是一个女人的字，一笔一划都写得很认真。

他注意到一个细节：她在“职业”一栏写的是“无”，在“资产规模”一栏写的是“面议”。

面议。

樊知节做了六年遗产律师，见过各种各样的委托人。最有钱的那批人，从来不在表格上写数字。他们会在“资产规模”那一栏空着，等你来见他们的时候，用一整个会议室的文件告诉你，他们到底有多少钱。

但那些人通常不会自己来。他们会派秘书、派助理、派家族办公室的负责人来。

一个“职业：无”的女人自己跑来说要立遗嘱，要么是没什么钱，要么是——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来找过律师。

樊知节把委托函合上，靠在椅背里，看着窗外。岚城的四月，天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又没下。

他的办公室在明德律所的十八楼，窗户正对着岚城市公安局的大楼。两栋楼之间隔了一条窄窄的巷子，从他这个角度望过去，刚好能看到公安局的天台。

据说有人在那个天台上跳下去过。

樊知节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没查过。

三点整，有人敲了他的门。

“请进。”

门被推开了。一个女人站在门口。三十岁左右，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穿着件普通的米色风衣，头发随便扎在脑后。她长得不算好看，但有一双让人过目不忘的眼睛——很黑，很亮，像两颗刚被水洗过的石子。

“樊律师？”她问。

“是我。”

她走进来，在樊知节对面坐下。她坐得很直，背脊挺得笔直，像是被人用尺子量过。樊知节注意到她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鼓鼓囊囊的，没有写任何字。

“顾女士？”樊知节问。

“嗯。”

“您的委托函我看了。您说要做遗产分配？”

“是。”

“方便问一下，您的资产规模大概是多少？”

顾梦把那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推到他面前。“打开看看。”

樊知节看了她一眼，拿起信封，拆开。里面是一沓文件，厚厚一叠。他翻了翻，然后他的手停住了。

那不是文件，是资产证明。银行流水、股权证书、不动产登记证。他快速扫了一遍数字，然后在心里加了一下。二十亿。大概。

他抬起头，重新打量面前这个女人。米色风衣，普通的长相，没有任何首饰，指甲剪得很短。她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而不是一个身家二十亿的人。

“顾女士，”樊知节把文件放下，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稳，“您这份资产证明我看过了。我需要确认一下，这些资产的所有权人都是您本人吗？”

“是。”

“您的意思是，您要立一份遗嘱，把这些资产进行分配？”

“不是分配，”顾梦说，“是留给一个人。”

“谁？”

“顾梦。”

樊知节以为自己听错了。“您说什么？”

“受益人写‘顾梦’。”

“顾女士，受益人是您本人。您不需要立遗嘱把财产留给自己。您活着的时候就可以支配这些资产。”

“我知道。”

“那您为什么还要——”

“因为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

樊知节沉默了。他见过很多委托人立遗嘱的原因。生病、高龄、要出远门、觉得人生无常。但没有人用这种语气说这句话——像在说“今天可能会下雨”一样平静。

“您生病了？”他问。

“没有。”

“那您为什么觉得自己——”

“樊律师，”顾梦打断了他，“您是律师，不是心理医生。我不需要您问我为什么。我需要您帮我立一份遗嘱，把二十亿资产留给顾梦。受益人是我，遗嘱人也是我。程序上没有问题，法律上没有障碍。您只需要说，接，还是不接。”

樊知节看着她。她的眼睛很亮，但里面没有光。

他当了六年律师，从无败绩。不是因为他多厉害，是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接案子，什么时候不该接。不该接的案子，给再多钱他也不碰。这是他活到现在的原则。

但他接了这个案子。他说不上来为什么。不是因为那二十亿——遗产诉讼的律师费是固定的，跟遗产规模不成正比。也不是因为好奇——他见过太多离奇的遗嘱，这不算是离奇的。也许是因为她说“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的时候，语气太平静了。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樊知节讨厌死水。

“我接。”他说。

顾梦看了他一眼。那双没有光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很快，快得像错觉。

“谢谢。”她说。

樊知节打开电脑，调出遗嘱模板。顾梦从包里拿出一支笔，放在桌上。黑色的万宝龙，很旧了，笔帽上有划痕。

“您需要指定一个遗嘱执行人。”樊知节说。

“你。”

“我？”

“你是我的律师。你来执行。”

“顾女士，遗嘱执行人通常不是——”

“你。”

樊知节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的东西又动了一下。不是犹豫，不是请求，是一种他看不懂的东西。

“好。”他说。

他开始录入信息。遗嘱人：顾梦。受益人：顾梦。资产：约二十亿元。遗嘱执行人：樊知节。

他逐条念给她确认。她每一条都说“可以”“可以”“可以”。没有犹豫，没有修改，像早就背熟了。念到最后一条的时候，樊知节停下来，看着屏幕上那行字。

“顾女士，您确定吗？”

“确定。”

“您把二十亿留给自己。您活着的时候，这笔钱本来就是您的。这份遗嘱在法律上是有效的，但它的实际意义是——”

“我知道，”顾梦说，“它的实际意义是，如果我死了，这笔钱不会落到别人手里。”

“谁会来争这笔钱？”

顾梦没有回答。她拿起那支万宝龙，在遗嘱最后一页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顾梦。两个字，一笔一划，写得很慢。

樊知节也签了。作为见证人。他把遗嘱收好，盖上律所的公章，放进档案袋。顾梦站起来，把风衣的扣子扣好，动作很慢，像在拖延什么。

“顾女士，”樊知节说，“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

顾梦走到门口，停下来。她没有回头。

“樊律师，”她说，“谢谢你。”

“不客气。”

她拉开门。然后她倒下去了。没有声音。没有预兆。她就像一扇被风吹倒的门，直直地往前扑。樊知节冲过去的时候，她已经趴在地上了。他把她翻过来。她的脸是灰白色的，嘴唇发紫，眼睛半睁着，瞳孔已经散了。

“顾女士？顾女士！”

她张了张嘴。她的嘴唇在动，但没有声音。樊知节把耳朵凑过去，听到了一句话。五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