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是黑的，站前广场上亮着几盏昏黄的路灯，灯光底下浮着一层白茫茫的雾水。大客车一排排地停着，车头朝外，像一头头沉睡的铁牛。司机们蹲在车轮子旁边洗脸，用搪瓷缸子舀着自来水，哗哗地往脸上泼，水珠子溅到地上，和泥混在一起。

陈大山早到了，站在一辆灰白色的大客车旁边，脚边放着一个蛇皮袋，袋口塞着一只掉了瓷的脸盆。他看见拴柱来了，咧嘴一笑：我就知道你会来。年轻人嘛，就得往远走。

拴柱没接话。他把包袱放在车肚底下的货仓里，看着那个穿蓝布大褂的装卸工把包袱扔进去和其他行李摞在一起。他的包袱不大，在一堆蛇皮袋和铺盖卷中间显得微不足道。

车票是陈大山买的——从运城到郑州，十二块。拴柱把钱递给他的时候，手指头发颤。十二块钱，是他扛三天活才能挣到的。他把钱递过去，又看着陈大山把票根子揣进自己兜里，没找零。拴柱知道，这是人家帮忙买的路子，额外的钱算是介绍费。他没吭声。

大客车的引擎发动了，发出一阵咳嗽似的闷响，然后突突突地响了起来。尾气从车尾喷出来，一股子浓烈的柴油味，呛得拴柱往后退了一步。

上车吧。陈大山推了他一把。

拴柱踩着台阶上了车。车厢里已经有十几个人了，横七竖八地坐着，有的靠着窗户打盹，有的低着头抽烟，有的正在啃硬面馍。空气里头弥漫着一股子烟味、汗味、脚臭味和一股子从行李里渗出来的咸菜味。

他在靠窗的座位上坐下。座位上的皮垫子磨得掉了色，海绵从裂缝里头鼓出来，鼓鼓囊囊的，像一团长了霉的面疙瘩。他把手压在膝盖上，指头无意识地抠着裤子上的补丁——那是雪梅去年补的，针脚歪歪扭扭，现在被他抠得起了毛边。

车开动了。

车轮子碾过柏油路面，发出沙沙的摩擦声。拴柱把脸贴在窗户玻璃上，看着外头的世界缓缓后退。天边的鱼肚白正从东边泛起来，把黑黢黢的塬染成一层灰蓝色。村口那棵老槐树在车窗外一闪而过，树底下蹲着的老汉还没有来。姚暹渠的浑水泛着一层油光，被晨光一照，像一条发光的带子。

他的村子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灰点子，消失在晨雾里。

拴柱从窗户上收回目光，坐直了身子。他的旁边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穿一件黑色的对襟褂子，手里攥着一串念珠，嘴里念念有词，不知道是在念经还是在哼小曲。他的脚边放着一个竹筐，筐上盖着一块蓝布，里头不知道装着啥。

大爷，去郑州？拴柱搭腔问了一句。

老汉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去深圳。

拴柱点点头，没再问。

车厢里头渐渐地热闹起来。有人开始谝闲传，扯着嗓子聊各自去打工的地方，聊那边的人工多高、活多累、工头黑不黑。一个穿绿军装的年轻人说他在深圳干过半年，修地铁，一天三十块，管两顿饭：晌午米饭管够，晚上面条随便吃。旁边的一个人啐了一口：三十块？吹牛吧！那年轻人急了：我吹啥牛？不信你去试试，干一个月你就信了，累死你个鳖孙。

车里的人嘿嘿地笑。笑声里头有疲惫，有向往，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茫然。这些人都跟拴柱一样，从北方的各个旮旯里来，往南方去，背后是穷得叮当响的家，前面是不知道啥模样的活路。

车在高速公路上跑了整整一天。

日头从东边的塬上爬上来，又往西边的塬上落下去。车厢里头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座位旁边的老汉在巩义下了车，换成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年轻女人。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奶娃，背上还背着一个。拴柱看了一眼，把目光移开了。窗外的风景在变——河南的塬和黄土变成了信阳的稻田，空气从干爽变成了湿润，带着一股子水腥的潮气，把他的皮肤浸得发黏。

晌午的饭是在服务区吃的。服务区就是路边停的一辆小推车，卖泡面和茶叶蛋，一桶泡面三块，茶叶蛋五毛。拴柱要了一包饼干，一块钱，就着自带的白开水吃了。他没舍得买泡面——那三块钱，够给娘抓半副药的了。

下午四点多钟，车到了郑州。

郑州的夕阳铺在平原上头，把整座城市照得金灿灿的。拴柱站在汽车站的广场上，仰头看着面前的高楼。最高的楼有十几层，他仰起头来都看不到顶，只看见玻璃墙面上反射着夕阳的光芒，像一面巨大的金色镜子。他的脖子仰得发了酸，赶紧低下头来，脚下踩着的是一块块方方正正的水泥地砖，缝隙里钻着几棵野草，被成千上万双脚踩得贴在地皮上。

陈大山带着他进了站，在售票窗口买了一张去广州的火车票。硬座，全价，一百八十二块。拴柱把钱递过去的时候，心尖尖都在抖。那是他攒了两个月才有的钱——原本打算给娘买药的钱。票递到他手里的时候，他攥得死紧，生怕风把它吹走了。

候车室里挤得像个装满的沙丁鱼罐头。长椅上坐满了人，过道上还站着一排，空气里头飘着汗味、烟味、方便面的香味和一股子从厕所里飘过来的尿骚味。拴柱抱着包袱，在墙角根站着，背靠着墙，眼睛盯着广播喇叭。

大喇叭响了：T89次列车现在开始检票。那女声的尾音被电流切割成一道道锯齿，震得人耳朵发麻。

人群骚动起来。拴柱跟着陈大山往检票口挪，前头的人举着票，后头的人推着搡着。过了检票口，下了台阶，就是站台。

站台上有一列绿皮火车，停在二道。车头冒着白烟，煤火烧得正旺，一股子硫磺味顺风飘来。车厢门口挤满了人，上不去。有从窗户往里翻的，先把行李塞进去，然后两只手扒住窗框，两条腿在半空里乱蹬。

陈大山熟门熟路，带着拴柱跑到一个餐车的门口。那门口人少，一个穿制服的车站工作人员站在那儿，陈大山递过去一支烟，两人嘀咕了两句，那工作人员摆摆手，让他们上去了。

餐车里头飘着一股子饭菜的油腥味。几张圆桌，椅子上坐满了人，桌上摆着油乎乎的盘子和豁了口的碗。拴柱在最里头的角落找到一个位子，把包袱放在脚底下，两只手抱着膝盖，缩成一团。

火车汽笛长鸣了一声。车轮子开始动了，先是咯噔一下，又咯噔一下，然后是一连串的咯噔咯噔声。拴柱的脸贴在窗户玻璃上，看着郑州城在窗外缓缓后退。夕阳把站台照得金灿灿的，有几个人在站台上挥手，不知道是送人的还是被送的。

他不知道自己在窗玻璃上趴了多久。太阳落山了，天黑了，窗外的风景变成了一片漆黑，只有偶尔闪过的几点灯火——那是村庄，或者是小镇。灯火离火车很远，像天上掉了几颗星，落在黑暗的地平线上。

车厢里头的人渐渐地睡了。陈大山靠在椅背上，打起了呼噜，鼾声像拉风箱，又粗又重。旁边的人有的头靠着头，有的蜷缩在座位上，有的干脆铺了张报纸睡在地板上。空气里头弥漫着一股子酸臭味——汗味、脚味、口气味，混在一块儿，像一坛子发了酵的酸菜。

拴柱睡不着。

他从包袱里掏出那块老根给的手帕，攥在手心里。手帕是老粗布的，软得像一层皮肤，带着一股子淡淡的樟脑味。他把脸埋在手帕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味道让他想起了师傅的小屋，想起了盐化厂的车间，想起了姚暹渠的风。

火车在黑暗里头往前跑。他不知道这列火车要开多久，也不知道那头等着他的是啥。他只知道一件事：他得去。不去，娘的药就断了，娃的学就上不了，老根的咸菜罐子就填不满了。

他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听着车轮子和铁轨摩擦的哐当哐当声，一声接着一声，像是一个永远不会停的心跳。

三天两夜之后，火车到了广州。

拴柱下车的时候，腿是麻的，站都站不稳。他扶着车厢的把手，一步一步地挪到门口，脚一踏上站台，膝盖一软，差点跪下去。陈大山在他后头推了他一把：站稳了！到了！

他抬起头来。

眼前的广州火车站是一座巨大的建筑，屋顶上挂着一排红色的大字，字比他盐化厂门口的招牌大了十倍。站前广场上全是人，涌过来、挤过去，像一锅煮开了的粥。外头在下着雨——不是北方的那种雨，北方的雨是一阵一阵的，下完了天就晴了；这里的雨是绵绵的、黏糊糊的，从天上垂下来，像是老天爷在撒一挂永远撒不完的丝线。

空气是湿的，是热的，是稠的。每一口呼吸都像是在吸一团棉花，黏在肺叶子上，扯不出来。拴柱的衣裳刚下火车就湿透了，不是汗，是空气里的水汽，把他整个人浸透了。

陈大山带着他七拐八绕，穿过地下通道，穿过人行隧道，来到了马路对面的一辆面包车前。面包车的车门呼地一声拉开了，里头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穿一件花衬衫，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链子，嘴里叼着一根牙签。

陈大山点头哈腰地递过去一支烟：张工头，人带来了。

那个被称作张工头的人上下打量了拴柱一眼，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两秒，又在他手上停了两秒。拴柱的手背上是皴裂的口子和老茧，指甲缝里嵌着永远洗不净的灰。

干过活？张工头问。

拴柱点点头：干过。

啥活？

扛活。装卸。工厂的活也干过。拴柱的声音干得很，像是从嗓子眼儿里挤出来的。

张工头哼了一声，从鼻子眼里挤出一个音。他摆摆手：上车吧。先去工地，到了再说。

面包车在城市的街道上穿行。拴柱把脸贴在窗户上，往外看。

这座城市跟他见过的任何一座城市都不一样。运城县城已经够大了，可跟这儿一比，那简直就是个土坷垃。路两边全是高楼，几十层、上百层的玻璃大楼，一幢挨着一幢，像一片钢铁和玻璃的森林。楼底下是宽得吓人的马路，马路中间种着一排排的热带树，叶子大得像扇子，绿得发黑。车多得数不清，红的、黄的、蓝的、白的，在大街上排着队往前挪，喇叭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

十分钟的路，堵了四十多分钟。拴柱坐在面包车最后一排的角落里，旁边堆着一摞安全帽，黄色的，崭新的，散发着一股子油漆味。他拿手指摸了摸安全帽的表面，光滑的，凉凉的，像一面小镜子。

工地在南山区，靠近海边。

面包车停在一个用铁皮围起来的大院子门口。院子上挂着一块牌子：深圳市南山建筑工程公司第三项目部。院子里头堆着成山的水泥袋，灰色的，一袋挨着一袋，码得整整齐齐。旁边是成捆的钢筋，锈红色的，像一堆堆巨大的火柴棍。再往里头看，几座还没有完工的大楼竖在半空中，脚手架上站满了人，远远地看过去，像一个个小蚂蚁在爬。

拴柱站在院子门口，仰头看着那些脚手架。架子是用钢管搭的，一圈一圈的，绕着大楼往上盘，像几条巨大的钢铁蛇。最高处的人小得像米粒，看不清脸，只能看见他们身体的轮廓——弯腰的、直腰的、扛东西的、挥锄头的。阳光直直地射下来，给他们的身影镀了一层白得发虚的边。

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一块砖头，砰地一声砸在水泥地上，碎成几块。没有人喊叫，没有人慌张。一个戴红袖章的人走过去，用脚把碎砖头踢到一边，仰头朝上面骂了一句什么。上面的人哈哈地笑，笑声被风吹散了，飘不到地面上来。

拴柱被分到了砖工组。

工头给了他一顶安全帽，一根牛皮腰带，一双胶皮手套。安全帽是黄色的，比他盐化厂的那顶重了不止一倍，扣在脑袋上，压得脖子发酸。腰带是新的，牛皮味冲得很。手套已经被人用过了，指头上磨出了洞，他用指头比了比，大小差不多。

下午就开始上工。

分给他的活是搬砖。工地上的砖不是他老家那种青砖红砖，是红砖，空心砖，比实心砖轻一些，可一摞也有十几斤。他负责把码在地上的砖块搬到升降机旁边，让上面的人用升降机运上去。地上的砖块码成了一座座小山，他要从这一座座小山里把砖拣出来，摞成一摞，然后扛到升降机那儿。

头一摞砖压到肩膀上的时候，他差点没站稳。那砖块被太阳晒得滚烫，隔着一层布工服烙在皮肉上，像一块烧红的铁。热浪从砖块里往外渗，混着他自己的体温，在肩膀那一块儿烧成了一团火。他的腿肚子打了一颤，赶紧撑住，一步一步往前挪。二十来步的路，挪了足足半分钟。到了升降机旁边，他把砖摞下，肩膀上一片红印子，像被人用鞭子抽了一道。

他抹了一把汗。汗珠子在眉毛上悬着，他一甩头，汗珠子飞出去，落在水泥地上，洇出一个小黑点，眨眼就干了。他顾不上喘口气，转身又往回走，再去搬第二摞。

一整个后晌，他搬了少说也有两百块砖。肩膀从疼变成了木，从木变成了僵，到最后已经觉不出啥了，只感到一股子沉，像是肩膀上长的不是肉，是两块秤砣。他的腰也酸了，弯下去再直起来，脊梁骨里头发出一声喀吧的轻响，像是哪根筋错了位。

收工的哨子吹响了。那哨子声又尖又细，在工地里头回荡，像一把锥子在人的耳膜上扎了一下。拴柱把最后一摞砖撂在升降机旁边，两只手往膝盖上一撑，想直起腰来，可腰像是被一根绳子绑住了，怎么也直不起来。他躬着背，一步一步地挪到工棚里头。

工棚是用彩钢瓦搭的，一长溜，像一条卧在地上的铁蜈蚣。里头摆满了上下铺的铁架子床，一个挨着一个，床和床之间的缝隙只够一个人侧身过。空气里头飘着一股子霉味、汗味和水泥灰的气味儿，混在一起，闷得慌。拴柱被分到了靠门口的一张下铺，上铺睡着一个河南来的年轻人，二十出头，精瘦，见拴柱进来，从床上探出头来看了一眼。

新来的？年轻人问。

拴柱低低应了一声。

河南哪儿的？

运城。拴柱说。山西。

年轻人哦了一声，把头缩了回去，没再搭腔。

拴柱把安全帽摘下来，搁在枕头旁边。枕头上套着一只脏兮兮的枕套，油乎乎的，不知道是多少人用过的。他没嫌弃，直接躺了下去。床板是铁条焊的，上头铺着一层薄薄的草垫子，躺上去硌得后背生疼。他翻了个身，侧躺着，把那条勒疼的肩膀朝上，手掌在肩膀上来回地揉。

外头有人喊：开饭了！

拴柱爬起来，跟着人群往食堂走。食堂就是工棚旁边的一间大屋子，门口摆着两个大铁桶，一个桶里装着米饭，一个桶里装着菜——菜是炒白菜，油花子漂在汤面上，白菜叶子煮得发黄，像是被开水烫过的旧抹布。每人拿一只搪瓷碗，排队盛饭。

拴柱盛了满满一碗米饭，浇了一勺菜汤。他端到角落里，蹲在水泥地上吃。米饭是陈米，硬得很，一颗一颗地嚼，嚼得腮帮子发酸。菜汤寡淡，只有一股子盐味，可他吃得很香——不是因为这饭好吃，是因为这饭不要钱，管够。他盛了第二碗，又盛了第三碗。旁边的人看他连吃了三碗，嘿嘿地笑：山西人就是能吃。

拴柱没接话，只是埋头吃。

吃完了饭，他去水龙头底下洗脸。水龙头在工棚后头，一排十二个，拧开就出水。水是从地下抽上来的，带着一股子铁锈味和漂白粉的涩味，浇在脸上凉飕飕的。他把整个脑袋伸到水龙头底下，让水从头顶冲下来，冲掉头发上、脸上、脖子里的水泥灰。水流进眼睛里，杀得慌，他闭上眼睛，任由水在脸上冲刷。

洗完了，他直起腰来，甩了甩头上的水。天已经黑了，工地上的大灯亮了起来，几盏碘钨灯挂在钢管架子上，把院子照得白晃晃的，像白天一样。远处传来电焊的滋滋声，还有切割钢筋的尖啸声，刺得人耳朵发麻。有人在加班，赶工期，多干一小时算两块五的加班费。

拴柱没有去加班。他的肩膀已经抬不起来了，腰也弯不下去了。他拖着两条腿回到工棚，连衣裳也没脱，直接倒在了床上。

上铺的年轻人还没睡，正趴在床上写信。信纸垫在一块硬纸板上，他一笔一划地写着，嘴里念念有词。拴柱听不清他在念啥，只听见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在工棚的嘈杂声里显得格外轻。

拴柱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块老根给的手帕，攥在手心里。手帕是老粗布的，软得很，摸着像摸着谁的皮肤。他的手指在手帕上来回地摩挲，从这一角摸到那一角，从边角的刺绣摸到中间磨花了的地方。他把那块手帕举到鼻子底下闻了闻，一股子淡淡的樟脑味，还有一股子若有若无的中药味——大概是老根的衣裳上的味道，渗到了手帕里。

他把那块手帕贴在胸口上，眼睛盯着上铺的床板。床板上头刻满了字，有的是名字，有的是日期，有的是一句半句的话。他借着工棚门口透进来的灯光，辨认着那些字迹——"河南李建设 1997.3到此一游"，"湖北王小虎愿老婆孩子的"，再往旁边看，还有一行小字，刻得歪歪扭扭的："想回家。"

那三个字刻得不深，被后来的人用刀子划了几道，已经快看不清了。可拴柱还是辨认出来了。他盯着那三个字看了许久，嘴唇动了动，像是要念出声来，可最终也没出声。

上铺的年轻人写完了信，把信纸折成三折，塞进一只牛皮纸信封里。他把信贴在胸口上压着，宝贝像是压着一件珍贵的东西。

叔，你也有家？年轻人探头问。

有。拴柱说。

家里都有谁？

娘。娃。拴柱顿了顿，又补了一句，还有……师傅。

年轻人哦了一声，把头缩了回去。过了一会儿，他又探出头来：叔，你为啥出来？

拴柱没立刻回答。他的眼睛还盯着床板上的那三个字——"想回家。"

他为啥出来？为了娘的药钱，为了娃的学费，为了老根咸菜罐子里能多几块腌疙瘩。可这些话说出来，太长了，也太沉了，他不知从哪儿说起。

出来挣钱。他最终只是说。声音闷闷的，从枕头里传出来，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

年轻人没有再问。工棚里渐渐安静下来了，上铺传来均匀的呼吸声，其他床上的人也陆续睡着了，有的孩子还打起了呼噜。外头的电焊声停了，切割声也停了，只剩下远处马路上偶尔传来的汽车喇叭声，闷闷的，像是隔了一层厚棉被。

拴柱没有睡着。

他睁着眼睛，盯着床板上头的那三个字。灯光从上铺的床板缝隙里漏下来，在他的脸上投下一道道条纹，像一把把细刀在脸上划过。他侧过身去，把那块手帕攥得更紧了些。

他的脑子里空落落的，什么都没想，又像是想了很多。他想起临走时老根给他的那块手帕，想起姚三娘挥着蒲扇说"谢个屁"，想起苗苗攥着布老虎睡觉的样子，想起娘在炕上脸朝着墙的背影。他还想起雪梅——不知道她此刻在哪个城市，在做什么活，有没有想家。可这个念头只是闪了一下，就像一根火柴划着了，还没等照亮什么，就灭了。上个月姚三娘托人捎来一封信，说是雪梅从广州寄回来的，里头夹着二十块钱，信上只有三行字："娘的药我记着，苗苗的学费我攒着，你别省了，该吃吃。"他把那封信叠成小块，塞在枕头底下，跟手帕并排放着。夜里睡不着的时候，他偶尔会摸出来，对着灯罩子照一照，看看那三行字还在不在。

他把那块手帕举到眼前，在黑暗里辨认着那块手帕的颜色。黑天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可他的手指头还记得——老粗布，四角有刺绣，边角的线头磨花了，中间有一块地方比别的地方薄，那是被人摸了几十年摸出来的。

他想起师傅说的话：工地的活重，不比厂里。别逞强。

他没有逞强。他今天搬了两百块砖，肩膀已经抬不起来了。可明天还得搬，后天还得搬，一整个夏天都得搬。他不搬，就没有工钱；没有工钱，娘就抓不起药，娃就上不了学。他没有选择，只能扛。

这就是他来这儿的原因。不是为了挣大钱，不是为了发家致富，就是为了那点工钱，够娘买药，够娃上学，够一家人活命。他不是什么英雄，他只是一个扛砖的。可他扛的不是砖，是娘的药罐子，是娃的课本，是老根咸菜罐子里的腌疙瘩。

他把那块手帕贴在脸上，布料贴着皮肤，凉凉的，软软的。他闭上了眼睛。

外头，雨下起来了。不是北方的那种雨，北方的雨是哗哗地下，下完了就晴了。这里的雨是沙沙地下，细细的，密密的，像老天爷在纺线，纺了一挂永远纺不完的丝线。雨点打在彩钢瓦的屋顶上，发出一阵细碎的响，像是有无数只小虫在屋顶上爬。

拴柱听着那雨声，听着听着，意识渐渐模糊了。他的肩膀还在疼，腰还在酸，可他已经顾不上了。他在半梦半醒之间，仿佛听见了姚暹渠的水声，哗啦啦地响，带着一股子盐碱的涩气。他仿佛看见了老根在垃圾堆里弯腰的背影，看见了苗苗攥着布老虎的小手，看见了雪梅在火车窗户后头朝他挥手的影子。

那些影子在他的眼前晃动，像皮影戏一样，一闪就过去了。他伸出手去，想抓住其中一个，可他的手抓了个空，只抓到了一把潮湿的空气。

然后他沉沉地睡了过去。

在睡梦里，他又回到了盐化厂的车间里。机器在转，蒸汽在冒，老根站在机器前头，腰杆笔直，手里拎着那把锃亮的扳手。师傅转过头来，冲他笑了笑，说：拴柱，来，师傅教你拧这个阀门。

他伸出手去，可就在他的指尖要碰到扳手的那一刻，机器停了，蒸汽散了，老根的身影像一缕烟一样，飘散了。

他的手悬在半空，什么都没有抓住。

工棚外头的雨还在下。沙沙沙。沙沙沙。像是谁在远处纺着一挂永远纺不完的线。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