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底，李旭发了一条很长的消息。

“宋振，我跟你说，林优她居然还记得我小时候第一颗换牙是啃冰棍把牙啃掉的，那个时候弄得我满嘴血，她还说我是吸血鬼！还有我们周末出去玩了，就，走走逛逛那种。她笑起来还是那样子，怎么这么好看？你说我是不是有病，高中几年好像都没怎么跟她说话，现在人家要考北京了我开始急了。”

宋振看完，回了几个字。“挺好的，加油。”

李旭回了一长串哈哈哈哈，然后发了一张照片。两个人站在商场门口，林优手里拿着一个甜筒，李旭手里拿着两个冰棍，嘴里还叼着一个。宋振看着那张照片，嘴角动了一下。他把手机放下，看了一眼桌上的台历。离高考还有一个月。他拿起笔，继续做题。耳机还塞着。那首《Jellyfish》已经循环播放了不知道多少遍，听歌软件说现在他已经听了这首歌1006遍。

晚上回到家，妈妈在厨房洗碗。她最近话更少了，做饭的口味也变了。以前喜欢做红烧的菜，现在偏清淡。他夹了一筷子清炒西兰花，嚼了两口，说“盐少了”。她从厨房探出头看了一眼，没说话。第二天那道菜咸了一点，第三天咸淡刚好。她不说，他不提。两个人之间隔着一层薄薄的、谁都没有去戳破的壳。谁都不想再吵了。

六月的第一个周末，他把书桌收拾了一遍。试卷摞好，讲义夹整齐，用完的笔芯二十多根扎成一束，立在笔筒旁边。那颗棒球还放在原来的位置，金色缝线被台灯照得很亮。他把它拿起来，握在手心里，皮革的触感已经很软了，比他刚收到的时候软得多。这一年他摸过它无数次。每次做题做到烦躁，伸手摸一下；每次收到李旭的消息，指腹在那行字上蹭一下；每次深夜睡不着，把它从书桌上拿起来，贴在额头上。

它不会回答他。他也没指望它回答。他只是需要确认它还在。确认那个人还在。他把耳机拔下来，外放。那四句流出来，很轻，像隔着一扇没关紧的门。他听了很多遍，把球放回去，翻开日历。从六月一日开始，每画一个圈就划掉一天。五月三十一日，画完最后一个圈。

六月考前。考场外面拉起了警戒线，家长站在线外面，比考生还多。有人举着向日葵，有人穿着旗袍，有人脸上涂着“必胜”的红字。宋振站在人群里，背着透明的文件袋，里面装着准考证、身份证、两支黑色水笔、一支2B铅笔、一块橡皮、一个没有包装纸的矿泉水瓶。

他抬起头，看见对面那棵梧桐树下站着一个人。隔着整条马路，隔着人群，隔着警戒线和举着向日葵的手臂。那个人穿着浅色的衣服，站姿很直，手里没拿东西，也没举牌子。他看不见那个人的脸，距离太远了，阳光从那个人身后照过来，把整个人溶成一个模糊的轮廓。耳机还塞着。那首歌刚好放到最后一段，那四句流出来。

他站在人群里，看着那个轮廓。人群在动，有人挤过来，有人挤过去。那个轮廓被人群挡住了一下，又露出来。他看了很久。可能是看错了。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带，蹲下来重新系了一遍。站起来，再看过去。那个人已经不在了。耳机里的歌停了。

他转过身，把耳机和手机放在考场外面。走进考场。坐下来，把准考证摆在桌角，把笔按顺序排好，把水瓶放在桌腿旁边。广播响了，他低下头，看着试卷上的第一个字。窗外安静了。他握着笔，开始写。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除此之外什么都听不见了。

六月，考完了。

走出考场的时候，阳光很烈，照得人睁不开眼。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把书包人上天去。他背着那个透明的文件袋，走在人群里，谁也没有等。耳机塞回去，那首歌从头开始。前奏，水滴，吉他，心跳。那四句还没到。他低着头，一步一步往前走。

回到空荡荡的家，把准考证放在书桌上，坐在床边。耳机里刚好放到那四句，他把音量调小，静静地听着歌曲。那四句唱完了，他把它往前倒，又听了一遍。

然后他站起来，收拾东西。准备离开这个城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