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父亲总教我磨墨。
墨是徽墨，上好的松烟墨，沉甸甸一块，握在手里像握着玉。父亲说，磨墨要慢，要匀，要心静。水不能多，不能少，一圈一圈，听着墨与砚台摩擦的沙沙声，像在听时间走过的脚步。
“砚，”父亲指着砚台上的刻字，“这是你的名字。砚台是什么？是石头，要实，要稳，要经得起磨。墨磨完了，字写完了，砚台还在。干干净净的，等下一块墨，等下一个要写的字。”
那时我不懂。只觉得磨墨很闷，想出去玩。后来父亲死了，肺痨，咳血咳死的。临终前，他把我叫到床前，递给我一块怀表。
是瑞士表，银壳，罗马字，表链已经锈了。父亲说，这是他当年留学德国时买的，跟了他二十年，一天没差过。
“砚儿”他喘着气说，“时间……是最公正的。不管你哭或者笑，得意或者失意，它都这么走，一分不多，一分不少。你要像这块表，走得准，走得稳。也要像那块砚，实，稳，经得起磨。”
我点头。那年我十三岁，已经知道要像大人一样，不能哭了。
父亲下葬那天，我坐在书房里，磨了一下午的墨。水加了一次又一次，墨磨得极浓，极黑，像夜，像父亲咳出的血。但我没写字。只是磨，一圈一圈，听着那沙沙声，像在给父亲送行，也像在给自己找一个支点——一个实、稳、经得起磨的支点。
后来，这块砚台跟我去了上海，去了南京，去了罗店，去了四行仓库，最后留在苏北一个破庙的菩萨脚下。菩萨的脸被香火熏黑了，但砚台还是干净的，墨迹早就干了，结成黑色的痂，像一块小小的、沉默的碑。
学医是我自己的选择。
母亲想让我学文，说沈家世代书香，不能断。但我想救人。父亲是咳血死的，我想救像父亲那样咳血的人。老师说，医学救国。我信了。
在同济的日子里，很苦——解剖，药理，病理，背不完的书，做不完的实验。夜里从实验室出来，常是凌晨，上海还在沉睡，只有黄浦江上的汽笛声，一声长，一声短，像这座城市沉重的呼吸。
我站在江边，看对岸的灯火。租界的灯很亮，像星河倒扣。我想，总有一天，我要让整个中国，都没有因为没钱治病而咳血死去的人。我要建很多医院，教很多学生，救很多人。
很天真，是不是？但那时我信。信得虔诚，像信徒相信上帝一样。
第一次见到苏婉，是在蓝鸟咖啡馆。
我不是去喝咖啡的，是去躲雨的。夏天的暴雨，来得急，我在街边躲雨，看见咖啡馆的橱窗里摆着一架钢琴。鬼使神差的，我推门进去。
她坐在钢琴前，弹肖邦的《夜曲》。手指很白，很细，在黑白琴键上跳跃，像在跳舞。雨声很大，敲在玻璃窗上，噼里啪啦，但琴声穿透雨幕，清清楚楚，像月光，清冷冷的，照进心里。
我站在门口，浑身湿透，水从头发上滴下来，滴在地板上，嗒，嗒，嗒。但我没动，只是听着。听那琴声里的东西——不是技巧，不是熟练，是一种我说不出来的，干净的，诚实的，像在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的东西。
她弹完了，抬起头，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很浅的笑，像雨后的栀子，带着水汽，很清新。
“先生，”她说，“您挡着门了。”
我这才反应过来，连忙让开。脸有点热，不知是因为淋了雨，还是别的什么。
后来我知道，她叫苏婉，是圣玛利亚女校的音乐老师。后来，我常去那家咖啡馆，坐在角落里，要一杯咖啡，看一本书，其实在等她来弹琴。她有时弹肖邦，有时弹德彪西，有时弹她自己写的曲子。不管弹什么，都有那种干净的，诚实的，让人心安的东西。
有一次，她弹完琴，走过来问我：“先生，我每次来，您都在。您很喜欢音乐？”
我合上书，说：“是。但更喜欢您弹琴的样子。”
她脸红了，低下头，但眼睛是亮的。那是我第一次，在战争开始后，看见这样亮的眼睛。像夜里的星，像暗处的灯，像……希望。
和苏婉在一起的日子，像偷来的。
我们在咖啡馆聊天，在公园散步，在琴房听她弹琴。她教我弹钢琴，我教她急救。她说，音乐是药，能治心里的伤。我说，纱布也是药，能治身上的伤。我们笑，像两个不知愁的孩子，在即将倾覆的船上，跳最后一支舞。
我知道这偷来的时光不会久。战争在逼近，上海在燃烧。但我自私地想，能多一天是一天，多一刻是一刻。
七月最后一天，我去圣玛利亚女校找她。她正在琴房练琴，弹的是德彪西的《月光》。我站在窗外，听着。琴声很美，很静，像月光真的洒下来了，把一切都镀上一层银。
但我知道，这是最后的月光了。明天，我就要去南京。医院征调，我不能不去。
那天夜里，我刻了那块怀表。在表盖内侧，用最小号的刻刀，一笔一划，刻下：“给婉婉。1937.7.10”
还有两个小字：“勿念”
刻的时候，手很稳，但心在抖。我知道，这一去，可能就回不来了。但我想留点什么给她，留个念想，留个承诺，留个“我会回来”的证据。
防空洞里临时搭的木板，铺了层白布，已经染红了。伤员是个小兵，最多十八岁，腿被炸烂了，骨头露出来，白森森的。麻药没了，他咬着毛巾，眼睛瞪得很大，死死盯着洞顶，汗从额头流下来，混着血，滴在我手上。
我的手在抖。不是怕，是愤怒。这么年轻，该在学堂读书，该在田野奔跑，不该躺在这里，不该承受这样的痛苦。
“医生……”他松开毛巾，声音嘶哑，“我还能……走路吗？”
我看着他，说不出来话。腿保不住了，要截肢。可我怎么告诉他？告诉他，你十八岁，以后要靠着拐杖，或者假肢，过一辈子？
“先活下来。”最后我说，“活下来，比什么都重要。”
他点点头，重新咬住毛巾。手术很顺利，如果锯掉一条腿算顺利的话。结束后，我坐在防空洞外，看南京灰蒙蒙的天。手里还拿着锯子，血顺着刃往下滴，嗒，嗒，嗒，像钟摆，像倒计时。
同事递给我一支烟。我从来不抽烟，但接了，点燃，吸了一口，呛得直咳。咳着咳着，眼泪就下来了。
“沈医生，”同事拍拍我的肩，“习惯就好了。在这地方，能救一个是一个。救不了，也别怪自己。要怪，就怪这该死的战争。”
我擦掉眼泪，站起来，回去继续做手术。一台，又一台。手渐渐不抖了，心渐渐硬了。但夜里做梦，还是梦见那些眼睛——年轻的，苍老的，男人的，女人的，濒死的眼睛，都看着我，像在问：为什么？为什么救不了我？
我不知道。我只是个医生，我能做的，只是拿手术刀，切开皮肉，取出弹片，缝合伤口。我救不了战争，救不了这个正在流血的国家。
后来，在四行仓库的最后一眼，是我一生最痛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