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七月，陈望离开本溪那天，辽河刚刚开冻。

父亲送他到火车站，一路无话。这个在铁矿上干了半辈子的汉子，背已经有些驼了，但步子迈得很大，踩在化冻的泥地上，噗嗤噗嗤响。陈望提着一个小藤箱，里面是两件换洗衣服，几本书，还有母亲连夜烙的饼，用油纸包着，还热着。

“到了上海，来信。”在月台上，父亲终于开口，声音沙哑，“要是……要是回不来，也来信。”

陈望鼻子一酸，用力点头。他知道父亲的意思。东北沦陷六年了，日本人看得紧，年轻人偷偷往关内跑，叫“反满抗日”，抓住就是死。他是第三个走的，前两个堂兄，一个死在山海关，一个没了音信。

火车来了，是那种老式的蒸汽机车，黑乎乎的，喘着粗气。车厢里挤满了人，大多是年轻人，眼神里有不安，有决绝，也有茫然。陈望挤上去，找到靠窗的位置，把藤箱抱在怀里。

父亲站在月台上，一动不动，像尊雕塑。火车开动时，陈望看见他抬起手，挥了挥，然后迅速转身，背影消失在晨雾里。那竟是陈望最后一次看见父亲——后来才知道，就在他走后第三个月，父亲在矿上“意外”坠井，尸首都没找全。

火车在山海关被拦下了。

日本兵上车搜查，刺刀在昏暗的车厢里闪着寒光。陈望的心提到嗓子眼，手心里全是汗。他怀里揣着学生证，上面盖着“满洲国”的戳，还有一张去北平的假车票——他实际要去上海。

一个日本兵停在他面前，用生硬的中文问：“去哪？”

“北、北平。”陈望的声音在抖。

“干什么？”

“探亲。姑、姑妈病了。”

日本兵盯着他看了几秒，忽然伸手，从他怀里抽出那本《呐喊》。书是旧的，封面都磨毛了。日本兵翻了几页，皱起眉——他不认识汉字，但认识鲁迅的名字，那在满洲是禁书。

“这是什么？”日本兵厉声问。

“是……是课本。”陈望脑子一片空白。

日本兵把书摔在他脸上，转身走了。陈望坐在那里，浑身发冷，直到火车重新开动，才缓过神来。他捡起书，小心擦掉封面上的鞋印，抱在怀里，像抱着救命稻草。

过了山海关，就是“中国”了。虽然还在日本人手里，但感觉不一样。陈望向窗外看，田野，村庄，远处青灰色的山。这里和东北没什么不同，但空气似乎松快了些——也许只是错觉。

在天津转车时，他遇见了一群人。也是年轻人，穿学生装，围着一个小个子男人，听他低声讲话。男人戴眼镜，声音很轻，但很有力：

“……北平守不住了，往南走。去上海，去南京，去武汉。中国还没亡，只要我们还没死绝……”

陈望站在人群外，听着。血液在身体里奔涌，热热的，像要烧起来。他想起父亲，想起矿上那些被日本人打死的工友，想起课本上“满洲国”三个字，像三把刀，插在心上。

小个子男人看见了他，走过来。

“小兄弟，去哪？”

“上海。”

“去上海做什么？”

陈望张了张嘴，没说出来。做什么？他不知道。逃命？读书？还是……做点什么？

男人似乎看出来了，拍拍他的肩：“到上海，去闸北找圣约翰大学，找一个姓李的先生。就说，是老李让你来的。”

他给了陈望一个地址，还有几块钱。陈望不要钱，男人硬塞给他。

“拿着。路上用。到了上海，用得着。”

火车又开了。陈望靠着车窗，看窗外飞速后退的华北平原。天黑了，远处有零星的灯火，像垂死的星。他打开藤箱，拿出母亲烙的饼。饼已经凉了，硬了，但他小口小口吃着，吃得很仔细，像在完成某种仪式。

饼是玉米面的，掺了豆渣，很糙，但很香。是东北的味道。他想，也许再也吃不到这个味道了。

七月二十八日，陈望到了上海。

上海很大，很吵，很亮。霓虹灯，电车，黄包车，穿着旗袍的女人，穿着西装的男人，还有挎着枪的日本兵——虽然他们在租界外，但那身黄皮，像一道移动的阴影，罩在每个人心头。

陈望按地址找到圣约翰大学。学校放假了，很安静。他在传达室问了李先生的住处，是个小弄堂里的石库门房子。开门的是个中年女人，很瘦，眼神警惕。

“我找李老师。”陈望说，“是老李让我来的。”

女人打量了他几眼，侧身让他进来。屋里很暗，只有一盏小灯。李先生坐在桌前，戴眼镜，正在看书。看见陈望，他站起来。

“从东北来的？”

“嗯。本溪。”

“路上辛苦了。”李先生让他坐下，倒了杯水，“家里……还好吗？”

陈望捧着水杯，水是温的。他摇摇头，没说话。

李先生明白了，不再问。他看了看陈望的藤箱，看到那本《呐喊》，拿起来翻了翻。

“喜欢鲁迅？”

“嗯。”

“为什么？”

陈望想了想，说：“他说话……像刀。能割开东西。”

李先生笑了，很淡的笑：“是，像刀。现在这个时代，就需要刀。”

那天晚上，陈望就住下了。阁楼很小，只能放一张床，一个桌子。但从老虎窗能看到外面的天空——上海的夜空是红的，被霓虹灯染的，不像东北，黑得像墨，星星亮得像钉上去的。

夜里，他梦见父亲。梦见父亲在矿洞里，头顶的木头嘎吱嘎吱响，然后轰隆一声，全塌了。他惊醒，浑身冷汗。窗外，有夜行的电车驶过，叮叮当当，像送葬的铃声。

八月，仗打起来了。

陈望是从广播里听到的。那天他在闸北一带发传单——李先生让他干的，说“让上海人知道，中国人还没死绝”。传单是他自己刻印的，很简单：“日本进攻上海，同胞奋起抵抗！”

广播里传来急促的播报声时，他正在一家茶馆后门贴传单。枪声很突然，很密，从东北方向传来。街上瞬间乱了，人们四散奔逃。陈望把剩下的传单塞进怀里，跟着人群跑。

跑到苏州河边，他停住了。对岸，闸北方向，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枪炮声像爆豆一样，没有间歇。河边挤满了人，都在看，没人说话，只有沉重的呼吸声，和偶尔压抑不住的啜泣。

陈望站在那里，看了很久。手里的传单被汗浸湿了，墨迹晕开，字都糊了。他突然觉得，这些传单，这些口号，在真正的炮火面前，多么无力，多么可笑。

但他还是把传单掏出来，一张一张，撒进河里。传单落在黑色的水面上，漂着，像无数白色的祭文，顺流而下，流向黄浦江，流向大海。

那天晚上，他回到住处。李先生也在，脸色凝重。

“仗打起来了。”李先生说，“我们要做点实际的。”

“什么实际的？”

“救护。”李先生说，“前线需要人，抬担架，救伤员。你……敢去吗？”

陈望没犹豫：“敢。”

陈望第一次上战场，是八月十五日，罗店。

那不是战场，是地狱。炮弹把地犁了一遍又一遍，泥土是红的，空气是腥的。尸体摞着尸体，残肢断臂到处都是。呻吟声，惨叫声，咒骂声，混在枪炮声里，像来自地狱的交响乐。

陈望和一个姓王的兵抬一副担架。伤兵很年轻，可能不到二十岁，肚子被弹片划开了，肠子流出来，他用手捂着，但捂不住，血从指缝往外涌。他疼得直抽气，但没哭，只是喃喃地说：“娘……娘……”

“坚持住，马上就到救护站了！”陈望喊，但自己都不信。救护站在三里外，路上还有日本人的机枪封锁。

果然，刚冲出阵地，机枪就响了。子弹打在身边，噗噗作响。王兵一个趔趄，倒下了，胸口一个血窟窿。担架翻了，伤兵滚在地上，惨叫。

陈望趴下，爬到王兵身边。王兵已经没气了，眼睛睁着，看着天。陈望伸手，合上他的眼睛。然后转身，去拖那个伤兵。

伤兵抓住他的手，很用力，指甲抠进肉里。

“兄、兄弟……”他喘着气，“给我……给我个痛快……”

陈望愣住了。

“求你了……”伤兵眼泪流下来，“疼……太疼了……”

陈望的手在抖。他看着伤兵，看着那张因为痛苦而扭曲的、年轻的脸。然后，他捡起王兵的枪，拉开枪栓。

枪很沉，很冷。他举起枪，对准伤兵的额头。

伤兵看着他，眼神里是感激，是解脱。

“谢……谢……”他说。

陈望闭上眼，扣动扳机。

砰。

很轻的一声。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几乎听不见。

他睁开眼。伤兵不动了，脸上很平静，像睡着了。血从额头的弹孔流出来，混进红色的泥土里。

陈望跪在那里，一动不动。手里的枪掉在地上，他也没感觉。他只是看着那个死去的伤兵，看着那个被他亲手结束的生命。

很久之后，他站起来，捡起枪，转身，往回走。

脚步很稳，但眼睛是空的，像两口枯井，什么都没有了。

那天，他抬了七个伤员，亲手“送走”了三个。回到救护站时，天已经黑了。他坐在帐篷外，看着自己的手。手上全是血，已经干了，结成黑色的痂。

一个医生走过来，递给他一壶水。

“第一次？”

陈望点头。

医生在他身边坐下，点了支烟。烟头在黑暗里明明灭灭，像鬼火。

“习惯就好了。”医生说，声音很疲惫，“在这地方，杀人有时候是慈悲。”

陈望没说话。他只是看着那双手，看了很久。